二战后初期，东亚（注：本文所指的“东亚”是广义上的，涵盖狭义上的东亚和东南亚两部分。）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曾在东亚拥有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欧美国家影响的结果。比如，韩国在美国的影响下，引进了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制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沿用了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议会民主体制；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在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印尼名流主导下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东亚的自由民主体制纷纷解体，出现向权威主义体制的逆转。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整个东亚呈现的是一幅专制、独裁统治的图景。
    在西方学术界，“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与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并列的三大政体模式。尽管“权威主义”这一术语存在含义模糊的缺陷，但它仍被广泛地用来界定现代发展中国家的非民主体制。因此，笔者认为，以“权威主义政体”来概括东亚的非民主政体是恰当的。（注：关于权威主义的概念及其应用，笔者通考了陈峰君先生在其所著《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中的相关论述，见该书第287-288页。）本文试图分析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和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一、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
    相当多的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初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奉行自由民主政体，有些国家的民主制度还曾令人十分乐观，比如菲律宾曾被视为美国民主在“远东的橱窗”。但是为什么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民主体制却几乎损失殆尽呢？民主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权威主义政体何以会在东亚盛行？我们可以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探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1.社会经济结构方面
    自由民主政体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它要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大的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尽管东亚各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统治下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原有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有一定的改变，但二战后初期的东亚国家仍具有农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尚不具备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主要的社会成份还是农民，他们基本上保持着传统、守旧和贫穷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个体农民的特点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第678页）这种个体农民占优势的社会结构无疑不可能支持现代民主体制，却是权威主义的天然土壤。
    作为社会最贫困的阶层，农民只能为温饱而奔忙，在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单调劳作；他们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对政治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只能是一小批人的事情。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指出：“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2]（第27页）
    即使在东亚最西方化的国家菲律宾，尽管引进了西方的天主教和民主体制，但东方农业社会家族主义的传统还十分浓厚。菲律宾社会中最主要的两个集团是垄断寡头和贫困大众，“西方化的”上层人物和中间阶级人数很少，而仍然保留传统意识的群众是大量的。至于韩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50年代的韩国政治充满了专制、独裁、混乱与腐败。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3]（第75页）
    2.政治文化方面
    二战后的东亚各国，尽管部分精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社会的大多数群体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仍十分深厚，现代的民主理念尚十分淡薄。
    东亚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是：强调和谐、稳定，忽视政治发展；受等级制影响，强调服从、恭顺；强调集体和家族主义，忽视个人自由和权利；推崇权威和贤人政治。东亚的这些传统价值观很容易成为当代权威主义的文化基础。大多数学者认为，儒家学说，至少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民主化具有阻碍作用。亨廷顿指出：“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在实践上，儒教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对民主一直不友善。”[4]在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新加坡，人们“对建立一个反对派以打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统治的政治主张比较淡漠”，“有限政府”的概念在新加坡只受到一小部分接受西方观念的公民的支持。[5]（第250页）难怪有学者指出：“亚洲在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6]（第23页）
    3.政治体制方面
    二战后东亚国家采用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舶来品”，缺乏政治基础和群众的认同，在现实中导致了低效、混乱和争权夺利，甚至本身就向独裁转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政治基础是成熟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自由、公正的选举制。但是在二战后初期的东亚，这些民主体制的要件都相当残缺。东亚各国的政治基本上是上层人物的政治。然而，即使是曾经为自由而斗争的上层人物的民主理念仍然很淡薄，他们奉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只是二战后的时势以及西方的影响使然。当时的东亚尽管也有政党、议会等民主体制的组织形式，但其发展水平与民主体制的要求相去甚远。
    就政党政治来说，东亚的政党组织十分脆弱，无法承载其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应发挥的动员群众、代表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要求的职能。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没有实现民主化，制度化程度很低，政党个人化现象非常严重，政党主要不是靠制度化的组织，而是靠个人的联系来组织的。由于没有群众基础，不断地由于策略原因和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而分化改组，政党的寿命一般都很短，很少有政党能够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得民众稳固的忠诚和支持，也就不可能在选民中培养出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二战后初期的东亚民主国家中，选举的形式是存在的，但选举往往被领导人看成是获得人民授权的方式，而不是人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选举往往充满舞弊、恫吓，被以种种手段操纵。除选举之外，对政治领导人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使领导人可以在选举之后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虽有民主的形式，但民主的实现程度却大打折扣，民主体制严重运作不良，使民主体制的声誉遭到损害，为试图建立独裁体制的领导人提供了推翻民主体制的借口。
    4.内部稳定方面
    受西方影响而引入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东亚国家时运不济，脆弱的民主体制无法有效地处理东亚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面临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无力应付二战后东亚社会众多的不稳定因素，无法保持稳定和秩序。
    东亚国家在二战后都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逐步解体，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尚未建立，这就导致了社会的失范和混乱。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第38页）英国学者黛安·K·莫齐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是政府所希望的，但会对政府的分配和控制的能力造成压力，这反过来会影响政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5]（第11页）二战后初期东亚实行民主体制国家的政局几乎无一例外为动荡和混乱所困扰，而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本身就不完善，难以有效地化解这些动乱因素。复杂的种族或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宗教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也破坏了民主政府的威信。
    无论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是缅甸等国都受到种族冲突、武装叛乱等问题的困扰。很多民选的文人政府也不得不借助军队来打击叛乱、维持秩序，这就导致军队地位上升、军人领导人政治野心滋生。而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也为军队建立强权政体提供了又一个借口。东亚国家的权威主义政体多为军人建立，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5.外部环境方面
    冷战为东南亚国家的权威主义统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东亚处于“冷战”的前沿，也是美国认为的“共产主义渗透”的重点地区，东亚各国当权者都对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大十分紧张，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止。尤其是在韩国、泰国和菲律宾，来自共产党的威胁使当权者和许多普通民众十分恐慌。东亚各国的当权者普遍依赖美国对付国内共产党的挑战。美国当时对待共产主义政权和右翼独裁政权这两者的政策是宁愿选择认为是危害较轻的后者，也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扩张”。美国的这种政策，是右翼的权威主义统治在东亚建立并持久的重要外部因素。
    透过以上方面的考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二战后东亚各国从脆弱的自由民主政体向权威主义政体的逆转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