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政体在东亚出现的这种历史现象，其实也不是孤立的。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曾经历了一段权威主义的时期，如德国的俾斯麦时期、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时期。在这些时期，国家的官僚机器处于主导地位，公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压制，但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权威主义政体，恐怕也是从古代和近代的传统专制体制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条具有某种普遍性过渡道路，存在某种历史必然性。因为这些国家在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都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持现代民主体制的程度，而强行引入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过犹不及，导致民主体制的夭折。这不仅是东亚几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也是整个世界的普遍现象。六七十年代，权威主义政体不仅在东亚盛行，而且在全世界盛行。
    因此，权威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具有一定的推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可以承认的。但认定权威主义是“通向民主主义的必要过渡形式”却不甚妥当。权威主义统治者只注重发展经济而排斥政治发展，这种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政治乃至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如韩国朴正熙政权支持大垄断企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财阀，以致形成了少数财阀左右国家经济的局面，而财阀是民主主义的顽强抵抗势力。他的“开发独裁”使官僚权威主义在韩国社会扎根。当80年代后期韩国向民主化转变时，庞大的官僚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变成了反对民主改革的顽强的抵抗势力。
    事实上，在东亚，几乎所有的权威主义政体的价值取向都不是民主主义，相反，它们还相当大地阻碍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东亚各国权威主义统治者自己发起民主化运动的事例可谓风毛麟角。韩国、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的权威主义统治者都是在反对派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才开启民主化进程，有的甚至是在民主化运动下被迫下台的。因此，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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