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东亚权威主义政体的几点评价
    二战后东亚出现的权威主义政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应该对其进行历史、客观的评价。它既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又有长期的负面影响；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又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1.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各国在权威主义统治下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国家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权威主义政体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稳定，国内外投资就会被吓跑，政府必须将其许多精力用于确保治安和生存。”[5]（第11页）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社会所有的阶层都得到利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权威主义统治者压制政治参与，普通民众的要求无法在政策实施中得到体现，甚至他们利益还会受到巨大的损害；经济发展也往往更有利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在权威主义政体下，工人的罢工权--改善他们经济处境的政治手段--往往被限制甚至被剥夺。专家治国论者的政策往往来自西方模式，只注重城市的发展，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不相一致。少数城市权贵大权在握，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处于分散和无组织状态。[5]（第59页）这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差别悬殊，农村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东亚不少国家中，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在菲律宾，以马科斯家族为首的权贵掌握了大部分国家财富和资源；在印尼，苏哈托家族也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谋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另外，政府依靠大企业来发展经济和政企勾结使得企业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考虑经济效益，只注重自己的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这就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出现及其破灭，酿成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2.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
    政治稳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人们的普遍渴望。没有政治稳定，人民就不可能安居乐业。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至少是部分消除了以前引起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如贫困、武装叛乱和党派纷争等。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菲律宾人看来并不赞成恢复原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赞赏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新的意义上的秩序和纪律。”[5]（第120页）但是，这种稳定是僵化的，是靠强制维持的稳定，它在维持稳定的同时，阻断了人民表达意见、发泄不满的渠道，也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造成了权力的绝对化和腐败的蔓延。
    东亚权威主义政权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发展经济的模式，政府与企业间相互勾结助长了任人唯亲和腐败。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腐败行为极容易发生。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裙带资本主义”。由于浓厚的个人独裁色彩，统治者较多地依靠个人魅力和统治手段来治理国家，这就导致了裙带风猖獗，权力最高层腐败严重，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韩国军人政权统治者全斗焕和卢泰愚双双成了全国最大的腐败分子，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和印尼的苏哈托家族也都是腐败的渊薮。腐败的蔓延对国家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引发政治动乱和政权非正常更迭，严重威胁着政治稳定。政权腐败常常引发军事政变，导致军人专政的出现，有时还会造成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有些国家形成了腐败--政变--又腐败--又政变的恶性循环。[12]
    3.权威主义政体的历史定位
    关于权威主义政体的历史定位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相比，尽管权威主义也具有集权的特征，但它是在封建社会解体、新的资本主义秩序尚未形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它并不是以维护封建秩序为目的，其价值取向是现代化。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指出：“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3]（第289页）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认为，东亚式的“发展型国家”，应该看作是从传统集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14]（第18页）更有学者认为“权威主义是通向民主主义的必要过渡形式”。[3]（第197页）这种权威主义政体之所以是过渡性的，是因为其使命在于克服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不稳定，利用国家的强大力量来促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