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权威主义政体的特点
    二战后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时间有先后，持续的时间有长短，其功过是非也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有章可循的共同的特点。
    1.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既得权力
    在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尽管政党、议会和选举等机制依然存在，但都处于当权者的牢牢控制之中。成立政府控制的政党以操纵选举、压制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惯用的手法。这一点印尼的苏哈托最为登峰造极。他上台后通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的专业集团。人们逐渐认识到：“专业集团不过是军队及其党羽为自己的私利垄断权力的工具”[8]（第247页），是苏哈托集团手中掌握强有力的政治机器。“这种政治与行政不分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公民利益的表达与实现，行政部门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军政官僚集团利益的利益集团。”[9]东亚其他各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做法也大同小异。菲律宾的马科斯成立了“新社会运动党”，缅甸的奈温成立了“社会主义纲领党”，韩国的朴正熙则成立了“民主共和党”。东亚的权威主义统治者对于政治上的反对党施加种种限制，即使允许成立，反对党的活动也会受到种种限制。
    在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下，议会机构往往被保留下来，但是已经失去了其代议和监督的职能，沦为政府的咨询机构甚至是“政治花瓶”。在印尼，“议会并不是独立的立法机关，而是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它从来不提出议案也从来否定行政机关的议案。它实际上是一个‘橡皮图章’”。（注：参见The 1997 General Elections in Indonesia,TapolApril 1997.http:  www.asia-pacific-action.org southeastasia  indonesia  resouces  reports  pemilu97.htm）这样，在政府的控制和操纵下，议会机构成了权威主义统治者的驯服的政治工具。
    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采取的这些压制民主的手段，其理由都是节省国家能量，维持政治稳定，以利于发展经济。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压制民主的行动都超出了维持政治稳定的需要，而成了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
    2.利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控制等柔性控制手段来强化权威主义统治
    几乎所有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都有一套“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强权行为。印尼的军事强人苏哈托建立了“新秩序”政权后，把“潘查希拉”（注：“潘查希拉”是印尼建国五原则的译音，即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协商一致的民主和社会正义。）构筑为国家意识形态，用“潘查希拉”作为惟一原则统一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潘查希拉”的教育活动。菲律宾的马科斯提出了“民主革命论”和“新社会”论。他辩称自己的政变是在民主社会进行的革命，是政府来领导的革命，是充分代表人民利益、完全合法的政府发动的革命。然而这一套非常动听的理论实际上是“维护和巩固马科斯政权的保护伞”[10]（第410页），他“正是在消灭‘民主革命’敌人的幌子下，构筑起自己的独裁政治王国的”。[10]（第411页）缅甸的军事统治者奈温为自己政变所编织的借口是把“缅甸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多党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宣布废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形式--议会制和多党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即一党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以军队为后盾的一党制导致了独裁和专制主义。这些官方理论为权威主义政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有助于强化其统治。
    3.推行“经济发展第一主义”，实行专家治国
    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把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如朴正熙、苏哈托等人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他们都对国家的贫穷落后感到痛心疾首，想使国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同时，为了弥补政变或军人统治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的弱点，他们就全力以赴地追求高速经济发展，试图一次提高自己的威信。
    权威主义统治者认为，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必须维持政治稳定，而且经济建设必须优先于民主建设。他们认为：为集中精力建设国家，必须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混乱和浪费；为了经济发展，暂时牺牲民主体制也是应当的。韩国朴正熙的独裁统治被称为“开发独裁”，该体制“强化政府职能，简化甚至抹杀民主程序，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3]（第50页）
    权威主义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是实行专家治国。通过积极吸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门知识和专业特长的技术精英，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得到了提高。这些技术官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定了长期而细致的经济规划，并以政府的力量推动其实现。事实表明，通过军人维持秩序，利用专家制定规划主管发展，这种高效有力的权威体制对发展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1]
    权威主义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确实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权威主义统治的时期，东亚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经济高增长日益成为权威主义政体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压制民主的行动则被容忍。如印尼，“在新秩序的大部分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苏哈托对异议和言论自由的压制被民众所接受”。（注：参见Edward Masters:Indonesia's 1999 Elections:A Second Chance for Democracy.http:  www.asiasociety.org publications indonesia ）
    4.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保留了部分民主形式
    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半权威主义”国家里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显的政治转型并未发生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出现足以威胁到政府生存的大规模的动乱。这与两国仍保留了一定的民主有关。有的学者甚至把它们界定为“民主型权威政体”。新加坡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共同在宪政的框架内活动，除人民行动党外，还有20多个政党合法存在，选举的竞争性也比较高。马来西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整个制度却没有转向完全的权威主义政体。
    其他国家里，民主形式也并未完全消失。韩国在朴正熙1972年宣布强化独裁的“维新体制”之前仍然举行例行的总统选举。印度尼西亚至少还允许两个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尽管有很大限制，但仍然可以在选举中同执政党竞争，对政局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中，尽管不存在权力的更迭，一定的权力竞争还是存在的，这就与完全禁止权力竞争的极权主义形成了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