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保守主义的登场
    1982年11月，战时曾任皇家海军军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正式登场。中曾根上台伊始就抛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主张清算战后以来的“经济主义政治”，“要在世界政治上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9]（P94），并鼓吹日本应该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10]（P181）。同时，他竭力煽动改宪，发展军备，“改革”教育等等。这些标志着日本政治开始向右倾化方向发展。
    在中曾根任上，围绕着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复辟问题，发生了三件大事。
    1.“公式参拜”靖国神社
    中曾根登台组阁后，在“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他特意组成一个“靖国问题小委员会”，委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担任委员长，很快就拿出一个“意见”（称“奥野见解”），结论是“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去靖国神社参拜为国家献出生命的战没者理所当然，以官方名义参拜，（在参拜簿）记入内阁总理大臣并不违宪”[7]（P251）。“奥野见解”得到了自民党会议的肯定。
    进入1985年，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议会”连续十余次召开“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的恳谈会”，反复强调“公式参拜与政教分离原则并不冲突，多数国民支持”[7]（PP251-252）。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堂而皇之地以总理大臣的名义迈进靖国神社，首开战后总理大臣“公式参拜”的先河，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8月15日这天以总理大臣名义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府领导人（后来的桥本、小泉等人避开了8月15日这天）。
    2.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世
    1982年6月，铃木内阁教科书审定机关在教科书审定中，将1983年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另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也做了淡化处理。这引起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反对，日本国内也掀起抨击日本政府及有关当局的怒涛，日本现代史称“第二次攻击教科书逆流”。
    中曾根上任后积极主张从思想意识上进行教育改革。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对国会提出“教育改革的视点”，强调此次教育改革是“明治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要求教育必须立足于“转变国民意识”，教育的目的是“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而且这种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体制和历史开始”[11]（PP107-108）。为此，中曾根内阁于1984年8月21日成立了一个“临时教育审议会”，强调“应该唤起爱国心，强制日之丸、君之代”等。这样，在中曾根任上，“日之丸、君之代实施义务化”，“至少，中曾根对如何在孩子们中形成新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心”[12]（P330）。
    正因为中曾根“教育改革”思想的主导，铃木内阁时期发生的教科书风波尚未平息，又出现了《新编日本史》获得了“合格”通过的事件，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判。这部教科书是由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有评论指出，该教科书“是改宪派编写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礼赞教育敕语”，是“复古味道的日本史”，并提出其中有800多处错误或要修改的问题。
    3.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的“失言”
    1986年7月25日，在文部省通过国民会议教科书的两周后，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会见记者时说：“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果说世界史是战争的历史的话，那就都应该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基准审判。”对于刚刚通过的国民会议的教科书，藤尾认为，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他国对别国的教科书提出疑义，抨击中、韩、朝等国干涉日本的“内政”。藤尾发言后，立即遭到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指责藤尾“对周边国家发表侮辱般的语言，日本政府应正式道歉和谢罪”。可是，藤尾对邻国的抗议不仅表示“没有谢罪的理由”，反而大放厥词，说什么“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是正确的，必须订正只有日本是侵略（国）的错误的历史观”，“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根子都在东京审判”，“南京事件和（广岛）原子弹轰炸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和意义”[7]（PP363-364）。
    藤尾正行不负责任的言辞，理所当然遭到国内外的严重抗议和声讨。9月8日，中曾根内阁不得不罢免了藤尾正行的文部大臣之职。发人深省的是，从藤尾开始，日本政府的高官们似乎早有“约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表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言大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