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主义政治下的复辟暗流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组阁，其人曾任伪满洲国的产业部次长、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战后由于美国的袒护重返政坛，是典型的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卫道士。岸信介还曾师从东京大学教授、狂热的国粹主义者上杉慎吉，而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首赤尾敏也同上杉交往甚密，所以，时人称岸信介与赤尾敏是以上杉为媒介的“血缘政治的双胞胎”，“岸政权出现后，右翼们如鱼得水，开始跃动起来”[7]（P27）。岸信介下台后，为了平息安保斗争以来群情激愤的民众反战和平运动，池田内阁采取“低调处理”的方针，提出“国民所得倍增”的诱人计划，旨在把全体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经济主义政治一方面掩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淡化了朝野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甚至模糊了战争性质的认定；另一方面又成为自民党执政当局推行复古主义的障眼石，趁民众沉湎于福祉主义的幻想时，有意识地向皇国主义、国粹主义“回归”。结果，在经济主义政治的背后，皇国史观的幽灵时隐时现，复古主义的思潮不时涌动，歌颂和美化“大东亚战争”，否认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拒绝向被害国家和人民谢罪、道歉和赔偿，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暗流充斥整个经济主义政治时代。
    1.军人及战没者遗族“恩给金”的增加
    1963年3月，日本当局颁布了《对战没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给法》。1966年，日本政府又颁发了《对战伤病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翌年，再颁布《对战没者父母特别给付金支付法》。除以上三个恩给法外，日本政府还相继颁发了《对战伤病者特别援护法》、《对战没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付法》、《对（海外）归国者特别支付金支给法》等一系列恩给法律。
    如果说，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阵亡（伤、病）者遗族进行必要的抚恤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对同样是为了“大日本帝国”而流血、负伤的台湾人、朝鲜人，日本当局却拒绝进行任何抚恤。直到1987年以后，在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下，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颁发《关于台湾居民战没者遗族吊慰金之法》，但仍与国内遗族的待遇有别。
    2.把8月15日定为“战没者追悼日”
    1963年5月14日，池田内阁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没者追悼会之件》，规定每年的8月15日作为追悼战没者的法定日子，并形成惯例；届时全国降半旗，国民默祷一分钟；天皇和皇后出席；从全国各地前来的遗族代表费用由国费承担等。该件还对被追悼的对象做了明确规定：“本式典的范围，包括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军属以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因战灾的死难者等。”（注：田中伸尚等《遗族と战后》第166页；这里的军属与准军属并非中国语意义的军人家属，而是指从事部队的后勤、补给、运输、医疗、技术等战地人员。）8月15日这天，池田内阁的成员以及昭和天皇、皇后、遗族代表等参加了战后首次在日本投降日召开的追悼会。昭和天皇致辞说：“（我）痛楚在过去的大战中命殒战阵、倒于战祸的许多人们，并念及其遗族，时感心痛。终战以来十有八年，同全体国民一道祈祷我国的复兴发展和世界的和平，本日亲临式典，百感交集，谨此深表追悼之意。”[3]（P169）
    池田勇人在致辞中说：“战后，作为我国和平的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其基石在于过去的大战中，多数确信祖国的荣光，命殒异域的英灵的强烈意愿，这一点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3]（P168）
    这次“式典”首开日本战后在8月15日召开战没者追悼会之先河，天皇和池田总理大臣的发言又为后来的追悼会定下了“调子”：一是模糊了战争的性质，根本没有承认战争的侵略性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没有表达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反省谢罪之意。二是肯定了战没者是“为国家而死”，是“英灵”，立下了“功勋”，奠定了“和平和繁荣的基石”，这就为后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没者授勋做了铺垫；第三，8月15日是亚洲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日本当局却把日本投降日当作“终战日”，选择这一天召开战没者追悼会，本身就带有对日本战败耿耿于怀的潜意识。
    3.军人授勋制度的恢复
    战争期间，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打气，日本当局颁发了一系列对效命军人（含军属）的授勋制度，日本投降后被GHQ明令废除。然而，当池田内阁通过了将8月15日定为“追悼战没者日”后的第二年，战争时期的军人授勋制度也开始恢复。1964年4月25日，日本政府选择昭和天皇生日这一天，首次召开了对10177名军人（含军属）进行的授勋仪式，池田总理在授勋会上发表了讲话。在这次授勋仪式上，由天皇亲自颁发勋章、证书之类，证书上明记“日本国天皇授故×××勋×等，赠×××勋章”的字样，并加盖“大日本国玉玺”。从1970年开始，战争时期的“赐杯”制度也得以恢复，即向“功劳者”颁发银杯或木杯，以资嘉奖之意。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当局计向205万军人（含军属）授予了各类勋位、勋章以及“赐杯”，包括战争时期已经获得授勋的战没者。可以说，在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军属等几乎都获得了这类表彰。
    4.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
    从1963年开始，日本掀起了一场所谓的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始作俑者是右翼团体日本遗族会，积极运作的则是执政党当局。1964年3月，自民党内成立“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提出“战没者等显彰事业团法案要纲”。接着，众议院法制局也制定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之件”。1969年6月，自民党正式向国会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以下简称法案），遭到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使这纸法案成为废案。这以后，自民党政权连续5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法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宣告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彻底破产。
    自民党执政当局在推动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的同时，仍没有停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脚步。期间，池田勇人曾5次参拜靖国神社，佐藤荣作参拜了11次。其他如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纠夫、大平正芳分别为6次、3次、4次和3次。
    5.“纪元节”的复活和“明治维新百年祭”
    “纪元节”是日本历史上子虚乌有的神武天皇“降临”人间的日子，来源于《日本书记》中毫无根据的记载，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为了向海内外宣扬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八统一宇”，1872年，明治天皇颁令2月11日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翌年更为“纪元节”。从此每逢这一天，日本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和崇拜天皇的各种仪式，甚至强迫殖民地人民面朝东方向日本天皇顶礼膜拜，否则便被视为大不敬，受到严厉处罚。所以，日本战败投降后，“纪元节”被明令取消。1967年2月11日，佐藤荣作内阁强行通过了将该日定为“建国纪念日”的法案，从这一日直到今天，每年的2月11日就成为日本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建国纪念日”了。
    “纪元节”复活以后，自民党内阁又制定一个纪念明治维新百年活动的方针，决定要“以明治百年为契机，再创新的历史，从占领史观中摆脱出来，一扫思想上的混乱”[8]（P203）。1968年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武道馆召开了官方主办的明治维新百年祭活动。
    “纪元节”的恢复以及明治百年祭活动，不仅是日本经济主义政治时代旧皇国史观的一次回潮，也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义时代，实行“政治总决算”的前奏曲。
    6.昭和天皇即位50年纪念活动
    1976年7月16日，自民党政府做出决定，在12月25日昭和天皇即位50周年的时日里举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庆典当日，发行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同等大小的纪念币，以及纪念邮票、纪念香烟和带有纪念意义的新干线快车券、入场券等。8月12日，内阁继续举行会议，决定在纪念活动的当天下午，各地方政府公务员、教师，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况下休息半日”。在这次会议上，建设大臣、农业大臣等官员甚至提议，效仿英国纪念女王在位、建设万国博览会会堂的先例，建设一处“昭和森林公园”（后来，这座公园建立在东京都立川市），以流传万代。可见自民党的政治家们对天皇制度是何等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