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走向军事大国
    1991年，日本执政当局未经国会批准就派出自卫队扫雷艇进入波斯湾，公然违反了不准海外派兵的宪法原则。接着，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日本军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柬埔寨、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事实上等于架空了日本宪法。
    1996年4月，克林顿访日，与桥本龙太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决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的指导方针，将“日本有事”扩展为“日本周边有事”，将“保障日本本土安全”扩展到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于是，日本政府未经国会的批准就开始了运作。1997年9月23日，“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出笼，规定了一系列有悖宪法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
    1998年7月，小渊惠三登台组阁。小渊是竹下派的会长，又是自民党靖国关系三个协议会中的活跃分子，还是一个积极的改宪派。（注：靖国关系三协议会：即遗族议员协议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议员协议会、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此三个协议会都主张政府官员必须“公式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必须由国家管理等。）早在1993年1月，他在一次讲演中说过：“我过去一直感到有必要修改宪法，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条文和字句，并非不存在着问题。”[13]由于小渊实行保守党与保守党联合的体制（“保保联合”体制），削弱了国会内主张护宪的社民党（原社会党）、共产党势力，而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又是积极主张改宪的政党，它的党首鸠山由纪夫就多次表示：“要正大光明地修改宪法的前文和第九条，自卫队要名正言顺地称为国军。”[14]（P71）所以，在小渊任上，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改正案”及“物品役务相互提供协定”（简称ACSA改定案）。时人将这三法称为“战争法”。1999年8月13日，日本国会又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国歌国旗法”。这一法案意味着当年象征军国主义侵略、殖民统治和杀戮奴役的“日之丸”、“君之代”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和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2000年1月20日，国会通过了成立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议案。为此，参议院宪法调查会长村上正邦十分兴奋地说：“禁忌被打破，在新千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成立宪法调查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15]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第一个“惊人之举”是以总理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又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连续四次迈进靖国神社的大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小泉政府打着反恐怖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向军事大国迈进。一是以“周边事态法”局限自卫队向周边以外地区派兵为由，制定了“恐怖对策特别措置法”；二是呼应布什政权指责三个“邪恶轴心”的“反恐怖战略”，肆意夸大朝鲜半岛核问题、不明国籍船问题以及日本人被绑架事件，散布“朝鲜威胁论”，把国民的目光移向国外，出台了“有事法制”，接着，“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出台；三是借口“帮助”伊拉克战后重建制定了“自卫队伊拉克派遣计划”，实现了战后陆海空自卫队联合行动、携带重武器首次进入战区的突破。
    结束语
    德国总理参加诺曼底纪念活动之举，曾引起国际舆论的一致赞赏，同时人们不能不联想到日本战后截然不同的诸般表演。纵观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美国的袒护和怂恿不得辞其咎。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为了把日本拉上西方的战车，在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还把一批A级战犯放虎归山，一大批本该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家、官僚、财阀以及从事细菌战、化学战的罪魁祸首也都逃脱在法网之外，甚至还有一些人爬上政坛，跃居高位。岸信介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战后日本虽然打倒了军阀，取消了军队，但是，战争时期维持日本政体的政治家、官僚、财阀三位一体体制并没有受到冲击，战后执掌日本航船的“舵手”们依然是那些饱受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熏陶的一代人。从吉田茂到鸠山一郎，再到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他们都在战争时期担当过重要职务或军职，从一定意义上言，他们都对战争负有一定的责任。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些满脑子天皇主义的政治家执政，不复辟、不复古倒是奇怪了。
    第三，战后日本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过程，反映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轨迹，又是日本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泛滥的重要标志。如果说，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日本在经济主义政治的主导下，在从事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辟活动中尚有些遮遮掩掩的话，那么，到了7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确立，“新生代”政治家的登台，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一步步发展，甚至到了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境地。其中原委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在作祟。人们知道，日本在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急欲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而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则是他们驱动国民认同政府决策的得力“法宝”。所以，复活日本旧有的皇国史观、军国史观对于“激励”国民信念，增进民族的“自豪感”、“优越感”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解决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转移国民视线的需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陷于十年之久的泡沫经济的困扰之中。尽管许多政治家开出了一剂剂“药方”，但是都无济于事。相反，伴随着社会失业率的增高，犯罪率的上升，中小企业的纷纷倒闭，人们对自民党政治的不信任感达到战后最高水平。这样，打着恢复和维系日本“传统文化”的旗号，进行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辟活动（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不啻是转移国民视线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