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难以容身
    尽管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定居，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
    其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两种文明都相当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虽然他们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异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却一以贯之，从没改变过。在一块1489年建立的石碑上，开封的犹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这些都是反犹主义思潮没有能够影响中国民众的深层原因。
    其三，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历经磨难。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当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之时，有近3500万中华儿女伤亡。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一些地方的反华行动，如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反华暴行，与在欧洲蔓延多个世纪的反犹恶行极其相似。这一遭受迫害、屠杀的相同经历，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
    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总的来看，来华犹太人对中国文化没有像对欧洲基督教文化那种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而是抱着友好、亲近的感情，愿与中国文化交流乃至交融。1840年以后，中国境内中犹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友好和交融，而非敌对和碰撞，虽然有少数犹商的活动曾损及中国百姓的利益，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西方殖民主义特征，而非犹太质素所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犹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的信中写道：“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最近发现的资料表明，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先生，是最早向犹太人签发签证，帮助他们逃离大屠杀的外交官之一。另外一些新发现的文件显示：在1939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曾计划在云南省辟出一片土地，用以安置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最终未能实行。从1937年到1941年，当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时候，许多上海人自己也是难民。尽管如此，上海人民还是尽其所能给予犹太难民各种形式的帮助。1943-1945年，在虹口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中，犹太难民和他们的中国邻居同甘共苦，共同的磨难将双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同样，在华犹太人也曾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和抗日斗争。许多犹太朋友参加了抗日战争或地下抵抗运动，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铭记着他们的名字。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双枪科亨），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1922-1925年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继续在华工作，成为中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将军，曾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医生，是1939年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离沪参加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现在，几乎所有到以色列访问的中国人都要到他的墓前献花。还有一些犹太朋友加入了中国籍，直到今天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如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付莱、魏路丝、叶华等。
    走向世界的“中国犹太人”
    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华犹太人的离去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政治因素，说他们都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更是片面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
    1945年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1949年后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情况，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在华犹太人的状况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曾经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想谈三点看法。首先，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华犹太人的离去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政治因素，说他们都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更是片面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具体原因又是不一样的。其次，在文革前的17年，仍然有许多犹太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上海“犹联”这一组织也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这是西方许多人不了解的。而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50多年来始终十分活跃且不断发展。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又有大批犹太人重返中国再图进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生活在中国的犹太居民又达到7000人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华发展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而且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那些陆续离开中国的犹太人来到世界各地的新定居处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虽然喜好、性格、职业等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与中国之间割不断的感情纽带。他们不忘在中国度过的难忘岁月，纷纷建立联谊组织，如美国的“上海犹太居民联谊会”、“黄包车联谊会”，以色列的“前中国居民协会”等，定期举行联谊活动，还出版各类刊物。这一“中国情结”已使他们成为促进中犹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促进中国和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促进中以、中美等双边关系继续前进的积极推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年的“中国犹太人”纷纷携子女重返故里寻根访友，参观旅游，有的还来华投资经商，参与到“故乡”新一轮大发展的热潮之中。在时隔30年之后的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勋爵再次造访故里，他写到：“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充满感激之情。”1985年他访问北京时会见了邓小平。他在大亚湾核电站投资数亿美元，被誉为该工程的“港方开拓者”。已故的肖尔·艾森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避难来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企业家。他积极在上海投资兴办企业，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就是他投资建立的。他生前大力支持的浦东钻石交易所现已开张。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由工商业者、技术专家、外交官和留学生组成的新的犹太居民群体，而在回归后的香港，犹太社团也更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