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贸易上的纷争，日美两国政府都作过一些努力。据统计，日美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10来年间，曾签署过33个贸易协定，涉及从牛肉、柑桔、半导体到超级电子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等方面。日本宣称，自日美签订协议后，许多项目正在稳步而顺利地取得成果。而美国认为，这些协议不过是“摆摆样子”，实际上均未使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取得有效突破。日本仍维持让美国无法接受的贸易盈余，而且只增不减，1993年达到近600亿美元。庞大而沉重的贸易逆差负担终于使美国按捺不住了。美国多次运用“超级301”条款对日本进行惩罚，而且在日美结构性协商中还要求日本对经济结构作出调整，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商品能够顺利进入。克林顿总统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在1994年2月与日本首相会谈中，要求日本在政府采购、保险市场、汽车及汽车零件领域设立“数值指标”，以保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有一定比例。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日本细川首相的拒绝。日美首脑会谈失败，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似乎成为一种标志，即日本不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日美关系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揭开。
    纵观日美经济关系，虽然双方贸易摩擦多以日本作出某些让步（如推行日元国际化、降低关税、调整日元对美汇价、扩大内需）而暂告平息，但由于双方在经济关系中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不利地位。而且每次矛盾爆发时，也不能都以日本方面让步来谋求解决，因为日美力量对比还在进一步发生变化。
    20世纪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深刻意义还不在于商品竞争本身，而是标志着日美关系的地位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不管美国是否心甘情愿，日本都要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一环。充满火药味的贸易摩擦便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由此也决定了这一问题将长期横亘于日美关系之中。
    第二，日本政治大国的既定目标和美国不可改变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难以协调。
    未来日本将会更加努力地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目前日本已具备作为政治大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利机会；日本“PKO”法的通过，使之可以以合法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日本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大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为日本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这必然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冲突。美国目前对日本的戒备心理十分强烈。对日本过早过快的政治要求处处遏制，对日本过分地扩充军事实力坚决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已在其内部报告和防务计划中，将日本列为潜在的敌人，并警告美国人要对日本称霸世界的进攻态势提高警惕。
    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最大的特点是向美国一边倒。尽管70年代后日本在对美关系上日益表现出“自主性”和“离心性”[4]（p52），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唯美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早在1982年，日本就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就是“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中的发言权。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做政治大国的份量”。如前自民党国际局长鸠山邦夫就明确指出：“今后我们要成为政治大国，因此必须脱离美国。”[6]（P120）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后冷战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1）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日本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将日本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负担了本来应该由日本自己负担的对和平与自由应负的代价……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也没有理由再承担这一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经济繁荣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为了不使这一基础垮塌，日本必须自己负担这一代价，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自由。避免承担自己应负的代价，就否定日本自身的和平与繁荣。”[7]（P465）为此，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立即向波斯湾派遣了6艘扫雷艇和400名自卫队，协助多国部队扫除水雷，开创了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的先例。同时，日本政府加紧对PKO法案的审议，终于使其在1992年6月5日和15日分别获得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过，完成了日本参加联合国PKO所需要的国内法律手续，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联合国的PKO了。依据该法案，日本政府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派出了由自卫队组成的维和人员，向安哥拉等国派出了选举监督员，向戈兰高地派出了军事脱离监督人员。根据《朝日新闻》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三个月进行的舆论调查，受调查者中61%的人认为，日本应该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比过去更为积极的作用，对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表示赞成的占74%，反对的只占21%。这说明日本国民已经改变了过去只关心国内事情而普遍反对向国外派兵的倾向，对PKO越来越表示理解。
    （2）积极争取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调整安理会职能和成员构成的要求，暗示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表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应该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8]其后又在国内众多场合公开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渐增大，但联合国的机构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9]此后，日本便大肆活动，制造舆论，并制定了战略计划，为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鸣锣开道”。日本当时的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和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更是直截了当：“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法、中三国之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9]日本外务省也认为：“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到承认，就必须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9]很明显，日本认为如果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不是真正的世界性政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