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般认为，英国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货币地租额大体保持不变。陶内统计了27个庄园的租金状况，证实了这一点。据他统计，在这个期间内，货币地租额增长超过10％的只有4个庄园，大多数庄园的货币地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正如菲茨赫伯特和诺顿所指出的法定的租金标准“从一开始就是既不能增加也不能降低，从始至终保持不变。[17]（p.115-118）因此，学者们对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大多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马克垚认为：14、15世纪时封建剥削似乎有变化，有人据伍斯特主教区地产上的一些庄园统计，农民所缴的地租、各种习惯捐税、遗产税等都在下降，有的庄园上缴地租下降了50％，有的庄园上一些捐纳被取消。只有进入税一项在1470年以后有较高增长。但总的说来，农民的负担这一段大为减轻，贫农可以改善自己的消费水平，而上、中农则有赢余可扩大生产，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18]（p.164）
    货币地租只是农民负担的一个方面。农民经济还要担负各种税赋。毫无疑问，从十四世纪起，税收是农村的更沉重的负担。[5]（p.169-170）可以这么说，14世纪、15世纪时的农民，是在传统的痛苦上又加上了特殊的苦难，而这些苦难正好和国家的活动有关。[6]（P.736）如各种沉重的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以及增加的军事义务，或是服务的方式，或是强迫劳役等。农民货币紧缺，而国家的各项税收主要用货币来支付，因此，税收的负担是特别沉重的。从那个时期农民起义便可证明：1381年广泛的暴力行动是由于又一次的人头税引发的，这次每人1先令，是1377和1379年的税款的三倍。人民逃避交税，对收税官吏和进行调查的法官使用暴力，最后在1381年6月则报之以暴乱。[4]（p.204）农民暴动的领导人对军队和税吏贪得无厌的愤恨之情甚于对领主的剥削。可以这样说，在延缓农村生活标准的提高方面，农村重税所起的作用最大。[5]（p.169-170）
    教会对农民的剥削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除了什一税外，还有对神父的各种捐献，宗教节日的捐助等。戴尔就提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教区活动吸收的资金增多的情况。[3]（p.182）另外，当遇上荒年饥岁和不幸事故时（而这在当时是很经常的事），农民生活困难，无法筹措货币以支付各种沉重的负担。农民只好举债，付给较富裕的农户或城市高利贷者以很高的利息，而利息成为一项经常性的负担，农民往往因此而破产。并且正在形成的现代国家越来越同这些债权人沆瀣一气，共同欺诈农民。
    经济上处于危机中的领主们为招揽承租人不得不减轻一些直接的剥削外，他们往往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加重农民的义务负担，包括那些被遗忘了的义务，他们吸尽了农民的最后一点油水。领主们首先在公地上打主意，他们把公地用来做自己的牧场，禁止农民在公地上放牧。领主和君主越来越不允许农民培植森林和利用水域，夺取他们的伐木权和最后一点捕鱼权。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情绪构成了农民战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农民要求恢复“旧的权利”。[9]（p.13-15）总之，这一时期英国农民就像中世纪后期一则日耳曼寓言所说，是各阶层重压下的“驴”。[6]（p.698）
    三
    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成为欧洲中世纪盛期和后期的一个分野。这场具有毁灭性的瘟疫，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恐惧，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人们的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诗人彼特拉克在诗中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9]（p.153）
    农民的经济动力消失了，他们不屑于将多余的时间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肤浅的而又疯狂的快乐、放荡的倾向、挥霍无度的风习，艳丽的奢侈品、狂饮暴食”。犯罪的有增无已、人心的轻浮、道德的松弛、……铺张浪费、游手好闲或拒绝工作，这一切都是14世纪的普遍现象。[20]（p.524-525）
    农民的生活态度和习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宗教节日增多。14世纪末一个雇工每天挣4便士，理论上一年能挣4英镑，实际上他可能认为3镑就满足了他的需要， 其余的时间就作为假日休息。[3]（p.224-225）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牧师威廉·哈里森回忆，宗教改革前英国的各类节庆日有125个，其中节庆日95个，普通节日30个。加上52个固定的礼拜日，节假日总数达177个。大的节日大多分布在从圣诞节（12月25日）至施洗约翰节（6月24日）的半年中，由于这半年庆典活动频繁，历史学家将它称之为“仪节的半年”（the ritual half）。“人们在这些节假日里干了些什么？……上帝见到所有这些节日都是在酩酊大醉、装模做样、争斗、掷骰子、懒散和暴食中可耻地度过的”。
    再次就是毫无节制地吃喝和酗酒。伊拉斯谟认为“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2]（p.160），这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饮食态度。亚历山大·默雷在研究了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在圣诞节节期的饮食习惯之后，感叹地说：“的确，中世纪的欧洲人时常处在饿死的边缘，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他们吃起来，其程度又是那样地不可思议。”15世纪的一个旅行家有点夸张地指出，在英格兰“死于饮食过度的比死于饥饿痛苦的要多”。[21]（p.133）中世纪晚期酗酒成为普遍现象，因为酗酒可以使人麻醉，使他们暂时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和因瘟疫袭击失去亲友的痛苦。15世纪一位劳拉派信徒说，对于普通人1桶啤酒比4部福音书带来的好处更多。
    此外，英国到处充斥着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这些人宁愿乞讨，也不愿劳动为生。14世纪末，英国庄园制度瓦解，原来的农奴通过“劳役折算制”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解放。正如科斯敏斯基所说：“在15世纪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改用货币地租，并且赎得了自由[22]（p.433）。”人口流动变得容易了，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变换工作和到处迁移中以获得最好的收入。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但其中“一些人游手好闲，宁愿乞讨糊口，而不愿劳动谋生……”。[20]（p.532）14 世纪晚期上流社会的观察者抱怨，不断增多的徘徊于各地的劳动者与流浪和犯罪连在一起。这些人以乞讨为生，并时常强行索取、变成盗贼。困扰英国两三个世纪的“流浪汉”问题在这时产生了。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除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外，与当时雇工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低下关系很大。当时的雇工即便能获得较高待遇，也对沦为雇工感到厌恶。[3]（p.230-233）一个雇主眼中的雇工的形象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还要高工资，否则便大声咒骂，哀叹自己竟成了一个雇工；他还常常诅咒国王和议会，制定那样的法律压迫劳工。”[23]（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