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如此，读史亦当如是，即吴乘权说的那种读法：“读时不求甚解，会心在牝牡骊黄之外”（《纲鉴易知录》序）。程余庆也说：“以意逆志……此真千古说诗之法也，亦即千古说史之法也”。他举《史记》为例：
    《史记》一书，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实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实正者；又有言在此而意则起于彼，言已尽而意仍缠绵而无穷者。错综迷离之中而神理寓焉，是非求诸言语文字之外，而欲寻章摘句以得之，难矣！（《史记集说序》）
    可见，正是对“意”的重视，导致对“言”的忽视，以致要求“言”自觉简化、隐退。约其言而损其体，是为了去其障，而至其虚，得其意。推而广之，传统史学批评中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倾向：不仅对语言，而且对“史意”之外的任何形而下的东西都有一种达观的、通融和有意的忽视。章学诚就曾说：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史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例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注：《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书》，可参照严羽《沧浪诗话》：“诗者……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章学诚这里讲的，主要指“作史贵知其意”，非“仅求于事文之末”（《文史通义·言公上》）。不知“史意”的，均谈不上“史学”。而得“史意”的，哪怕像郑樵那样只是“稍有志于义”，就纵使“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文史通义·申郑》），都可以从宽发落。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史意”范畴作一个初步的梳理。史意有时也写作“史义”，这时大多指史的惩恶劝善之义，即上述“春秋五例”的第五例。孟子当初讲“事、文、义”，也是指这种褒贬之义；但“史意”一置于“言意之辩”的语境中，便有另一层意思。我们上文所引诸例中的“言外之意”的史意，就不止只是这伦理层面，似已超越善而至于美。徐复观曾解释诗中的“言有尽而意有余”现象：
    意有余之“意”，决不是“意义”之意，而是“意味”之意。“意义”之意，是以某种明确的意识为其内容；而“意味”之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的一片感情的朦胧飘渺的情调。（注：见徐氏：《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14页。 其实也有在意义层面索求“言外之意”。历代解诗，向来不乏索隐附会，深文周纳，甚至穿凿罗织，搞点文字狱的。但这可以不加理会。）
    徐复观是论诗，其实于史亦然。这里虽然不是像诗的领域里那么明显，但也有些言论会透露消息。像《伊川春秋传·自序》讲：“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前半句的“义”指有确实内容的“意义”，而后半句的“意”则只能是指形上的意味，较明确地分成两个层次。在《文史通义》中的具体言述中，“史意”的两层意思是经常混用，但整体上来说，章学诚较多地以“意味”论史，可谓是古代最有灵性的史家。钱钟书说章学诚论史如袁枚论诗（注：参考《谈艺录·章实斋与随园》。），这是很得神韵的一个评价。宋衡《别求是书院诸生》诗云：“论史无如章氏美，（谈经最是戴君高）”，在我们看来，这个“美”字用得很有意思。《文史通义·书教下》有一段极精彩的话：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这段话往往被解读成“记注”指史料汇编，“撰述”则是对史料剪裁加工后的撰著。更有下者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史例划分法，这就完全死于句下，索然无味了。其实不尽然。史例的划分总是明确、谨严的。如刘知几言“史法”，“二体六家”是经典集合，何书归于何类，毫不含糊，是谓“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史通·序例》）。而章学诚讲“史意”，“撰述”、“记注”是很宽泛的划分，是模糊集合，至于“圆神”、“方智”之说，更是神来之笔，未可仅于字句中求解。章学诚曾说《汉书》“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又批评后世族史“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史例的划分当非此即彼，而在章看来，《汉书》是亦此亦彼，族史是非此非彼。章还说：
    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记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应智，多得官礼之意也。（《文史通义·书教下》）
    就体例而言，《史记》和《汉书》同属纪传体，《左传》属编年体，所以《史记》近同《汉书》，而远异《左传》。但以章学诚看来，《史记》得《尚书》之遗意，而中介为《左传》，所以《史记》与《左传》相近，而与《汉书》远。《史记》与《汉书》是“貌同心异”，与《左传》却是“貌异心同”。可见，史分方圆，非形貌之别，乃质性神智之殊，拿现代的术语勉强讲，“圆神方智”不只是历史编纂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哲学领域的。这种现象其实在诗论中很常见，如钱钟书的“诗分唐宋”，“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注：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有关“高明”、“沉潜”之说，《文史通义·答客问中》：“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王国维论词，主“在神不在貌”；章学诚自己论诗时也主张要以情质为准，不可拘于形貌（《文史通义·诗教下》）。总之，以“意味”论而非以“意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