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以观
    诗可以观。郑玄注：“观风俗盛衰”（注：何晏《论语集解》。）。朱熹《四书集注》释“观”为“考见得失”。这与“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通鉴进书表》），是允当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史可以观。
    但我们这里说“史可以观”，和讲“史可以兴”一样，不是仅局限于形下的政教伦理层面。古人采诗观政，把诗歌、音乐与天下之政化、历史之兴衰拉扯在一起，这和前所例举的把史笔与诗笔、书画拉扯在一起，从思维模式上说是同出于一的。所以上文提到古代史家的比类直觉、诗性神悟，不仅体现在史学理论中，也体现在历史理论中。司马迁把音乐的历史演变与三代秦汉之间邦兴国覆的比类，已为人熟知。其实，《史记》的礼、乐、律、历四书之间（《汉书》把礼乐合为一志、律历合为一志），“礼乐合一”（《礼记·乐记》），“律历融通”（《礼记·月令》）。比附会通、融为一体，体现了古人一体化的时空意识。这种时空观既见之于诗，更见之与史。它要求人们对“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之道，要从整体上去体悟，在流观中意会。这种“玄览”（注：史事证补也要“玄想”，如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所说“百世之上，时异事殊。故曰：古之人与事不可传者丛矣。所贵乎心知其意也”，这是就具体史事的想象，与我们这里讲的对整体大历史的“玄观”完全不同。），即我们讲的“观”。
    史可以观。非观史之形也，观史之神也。是“观天之神道”（《易经·彖传》）。上文尝论及传统史学对言辞、史例等有一种通达的忽视（“忘”），其实古人不仅以此种观念对待历史文本，亦以此对待历史本体；不仅在史文外求史意，亦主在史事外求史意。方东美曾指出中国古人的宇宙观，是“一个将有限形体点化成无穷空灵妙用的系统”，从而把历史理解成普遍生命创造不息的大化流行（注：方东美：《中国人的宇宙论的精义》，载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即是此义。
    就此说来，传统史学的“通史家风”，是不能仅于形下层面去理解的。章学诚、郑樵等人对通史的论述，不少是过誉之辞，像“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通志·序》），“通天下之志”（《文史通义·释通》）等夸张的笔调中流露的是一种神秘色彩。周谷城对此有体会，他曾说中国往日所谓通史，有一极玄之含义，与一般意义上的通史无关（注：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于《周谷城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通史之一般含义， 或与断代史相反，或与专史相对。而通史这种极玄之含义，所谓“纲纪天人”，是对历史终极意义上的把握。“通”者不蔽不滞，是一种无限观念，由无限来设定有限，其实便意味着对具体史事的“忘”。犹如庖丁解牛，初时所见无非牛者，而后“神遇而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游刃有余，可谓之“通”。
    我们还可以证之于诗。汉民族缺乏叙事史诗，但独有咏史诗一类体裁（注：周一良：《周昙咏史诗中的北朝》中称“中国的咏史诗恐怕在西方找不到相对应的体裁”。载于《北朝研究》1989年第一期。），吊古怀旧之篇章甚富。而此类诗章，多半也不是叙事或描述，而代之以象征、暗示、抒情等手法，虚化眼前景象，幻化所咏史事。这很好地说明在我民族文化心理中，历史的诗性意识是超越具体史事的。
    进一步说，不仅咏史诗，汉语古诗的整体特征就是对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保持通融达观的态度，不去分解、串联、剖析，而设法保持人们刚接触物象时的模糊感受，以求直接兴发人的某种哲理性感悟，从而生成所谓的意境、境界等。同样，传统史学也不仅仅在于保存某些历史事实，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更不大对历史作直线式的焦点透视，没有企图把历史的经验世界纳入某个逻辑框架中，以建构某种规律模式，而是力求引导人们在曲线式的流观中，超越历史的经验层面，去直接体悟某种终极性的精神意境，表达一种对历史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许思园有言：“我先民之于历史，不仅视作前言往行之真实记录，亦不仅资为当前之借鉴，实欲藉历史以通故今之情，传古今为一体”（注：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资鉴只是史有形之用，谈功用是对于客体而言，重心在外，而对史之本体的“观”，是无待乎外的。
    史可以观。非以目观，而以心观。目观是向外的，懂一点是一点；而心观是内向的，是一种带诗的神秘的艺术体悟。明人邹元标在给一本从书名到内容都标新立异的史论随笔《千百年眼》作序时说：“夫目之所贵者清虚灵爽，晴虽贵也，着云则翳。古有天眼、道眼、慧眼、法眼，超于形体外，不以一切言语文字求”（注：张燧：《千百年眼》序。）。这里所谓“天眼、道眼、慧眼、法眼”，大概和杜甫《春日江村》诗中：“乾坤万里眼，百年时序心”的“万里眼”一样，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用眼。杜诗后句的“时序心”倒是一个妙词。只有用心，“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才能“观古今之须臾”（陆机《文赋》），才能“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官建置》）。宋人曾道：
    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邵雍《观物内篇》）
    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也便到那里。……虽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念才发，便到那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