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世纪苏联史学的基本方向及其特点：
    答：这是一个大而复杂的问题。当代俄国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一部分人对苏联历史进程持否定态度，将曾作为苏联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消极现象，把党对科学的领导视为党的专政，缺乏创作自由，限制阅读档案，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史学从属于政治（确切地说从属于上层人物），30年代的肃反等都被视为消极现象。另一部分人，主要是老一辈史学家尽管承认在科学领导、限制等一些问题的研究上有过不足，但仍把苏联时期看作科学顺利发展时期，即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
    我想向中国同行讲一下我个人对苏联史过去和现状的理解， 我从1955年起一直从事20世纪苏联史学的研究，已经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是近年来受若干因素的影响观点稍有一些变化。
    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科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正统学说，贵族和资产阶级史学受到了批判和摒弃，到30年代中期其影响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失。马克思主义成为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占统治地位是苏联时期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确立过程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过程，它既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也有因轻视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对其学术和培养后辈的潜在能量估计不足所带来的损失，还有十月革命后对很多重要历史问题（君主制度史、宗教和社会思想史等等）不再进行研究，也造成了一定损失。
    很多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后史学发生的变化使其彻底摆脱了20世纪初所经历的危机，保证其在研究国内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如19～20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历史，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及其主要人物，对外政策史等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珍贵史料不断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苏联史学。尽管目前很多御用文人谴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过分夸大阶级分析方法的作用，但恰恰这一方法有可能广泛地和深入地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全面揭示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一些西方史学家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目前很多俄国史学家比西方人走得更远，全面否认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发生的巨大变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说得一无是处。应该说这是不公正的，对俄罗斯史学的继续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问：目前俄罗斯史学的基本方向和现状？
    答：1985年后，从俄罗斯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开始，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这些变化表现在对苏联时期各种消级现象的批评上，这些缺点确实需要揭露和纠正。但是，1993年以后，掌权者不是想使社会主义更完善，而是想将社会主义彻底扫地出门，国家开始按建立“市场经济”新模式运行，但实际上这种观点的拥护者热衷于向资本主义过渡，他们口头一再标榜民主化、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行政命令体制做斗争，骨子里却是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及其维护劳动人民的政策。在这场声讨苏联时期对内对外政策的斗争中，在全面否定过去、清算过去的斗争中，史学尤为积极，而一批年轻的史学家就成为这场清算的主力。他们严厉谴责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抨击苏联各个时期因主客观原因造成的种种失误，极力想从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大众意识上铲除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土壤，清除人民对列宁、对十月革命的记忆。职业史学家和非职业史学家（记者、经济学家、哲学家）极力从历史角度为现政权及其“市场”模式唱颂歌，史学陷入了新关系的漩涡，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尤其是1993年苏维埃组织被取消，共产党活动被禁止，开始毫不掩饰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对苏联时期的一切全面否定和非历史主义倾向，这恰恰是目前俄罗斯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史学失去了深刻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它是非科学知识的各种思想的拼盘，它缺乏对国内外历史的深刻探讨，围绕20世纪苏联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被西方历史编纂学牵着走，他们重拾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牙慧，一再强调“俄国历史落后性”、“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缺乏历史创造性”，极力倡导回归君主制度，复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管理制度、司法制度，恢复哥萨克军队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思想家的宗教--哲学观、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的学者的各种著述被奉为新史学的理论基础。这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是倒退。有关十月革命史、布尔什维克及列宁的活动、苏维埃的各项政策等问题受到粗暴的歪曲，他们利用所有媒介清算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们撰写的著述缺乏可信的史学作佐证，对史料的取舍是随心所欲的。这种不负责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对青年史学家危害极大，使史学界充满了浮躁的功利主义气氛，甘于淡泊探求真理的学风受到了强烈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试图抵制这种不良影响，但因种种原因作用甚微。
    问：苏联时期历史上有哪些“空白点”？
    答：空白点“ьельlе пятна”是非常有条件的和很不严谨的学术概念。1985年以后指苏联时期因种种原因不能研究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可大致分为几类：第一，俄国十月革命前史学所研究的一些问题：罗曼诺夫王朝史、宗教和教会史、宗教哲学思想史，十月革命后因与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相去甚远而被放弃；第二，伴随着20年代激烈的政治斗争，有些人被归入“社会主义敌人”之列，于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社会革命党人及其领袖的活动、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它反对派统统都从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第三，国家领导和学者未能理解诸如意识形态问题、大众意识和个人意识、文化史这些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被束之高阁；第四，受党内官僚干预所无法涉足的“禁区”，即苏共及其领导机关的理论失误和实际错误、列宁死后党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及其危害、20世纪初俄国多种经济成分问题、30年代的肃反、个人崇拜等问题，这是当年党政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1985年以后，一些以“民主派”自居的史学家抓住这些问题大做特做起文章，把这些问题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令人奇怪的是，同样还是这些史学家对叶利钦执政时期出现的新的“空白点”，三缄其口。新的空白点指的是苏共历史、俄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列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不指出，近年来史学界盲目标新立异的浮躁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足以影响到史学界自身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