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年代政治领袖和政治学说对苏联史学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答：这是值得史学家利用具体历史资料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不同的政治领袖及其倡导的意识形态学说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列宁对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论述成为20世纪俄国史学研究的基础，至今仍未过时，托洛茨基提出的俄国落后论和不断革命论在学术界影响甚小，布哈林的著作在苏联史学发展初期有过影响，但为时甚短。
    问：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
    答：在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积极参与新意识形态的建设。20～30年代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曾对老一辈史学家和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产生过积极影响。这是个正常的过程。但30年代以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犯了很大错误，史学开始被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史学出现危机，这种危机一直持续至今。
    问：史学家如何看待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如何看待在苏联史学中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
    答：这个问题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的研究很薄弱。从30年代起到现在，一直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提法。但时至今日，仍不清楚何时、何人，出于何种原因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捏在了一起。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1923～1924年间托洛茨基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后来这一概念有了一个统一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延伸为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应该说，从30年代起至今，苏联学术界一直广泛使用这一概念，这种现象值得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他们深思熟虑的产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30～80年代苏联历届党的领导人的空洞无物、教条主义连篇的报告都被塞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中，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贬值和在苏联的发展中止，受其指导的社会科学出现停滞，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陈旧，无力对国家现实生活施加影响。党内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理论素养极低，为求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保护伞，玩弄起“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把戏，名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实则贩卖自己的货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装潢门面，拉大旗，做虎皮，败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誉。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潮的影响，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时，基本上限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述，重复有关历史主义、客观性、党性和阶级分析方法，未能真正提高苏联史学的研究水平。在研究苏共历史和20世纪苏联史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问：目前条件下俄罗斯史学危机及其出路？
    答：过去和目前条件下造成史学危机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各种问题纠结到了一起。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止和对完善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过于简单化。长期以来，苏联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做了大量阐述，但是理论上没有大的建树，对40～80年代苏联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未能从新的理论层次上做出概括和总结。然而一些权威学者和党政要人一直深信不疑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发展顺利，事实则完全相反。
    第二，尽管多年来陆续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但是仍有相当多的档案仍未解密，研究人员利用档案资料限制很多，国外进口的外文资料一是不全，二是借阅很难，这使研究工作很难深入开展。
    第三，学术界官僚主义盛行，缺乏创新精神和诚实的学术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学术发展。30～80年代史学界的学术批评是肤浅的、媚俗的，一派赞美之辞，这种不健康的学术氛围对学术发展十分有害，而有新意的作品则被扣上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这种种不正常现象，加剧了史学危机。
    第四，苏联时期一批无力从事史学研究的庸人挤入了这个队伍，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还有按阶级出身这个非客观性的标准取人、在培养和筛选史学人才方面缺乏高标准、史学家的素质参差不一，结果，很多史学家的研究选题缺乏学术价值、史料鉴别能力差、研究方法单一，所有这些最初导致史学停滞不前，80年代陷入了深刻的思想--理论危机。近年来，由于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使这种危机进一步加重。现在折衷主义观点盛行，对史学界的危害极大。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今十分时髦，这种状况显然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摆脱这种危机相当难。西方史学界的种种主张未必能成为俄国史学界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以民族文化为底蕴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纲领才有可能摆脱危机。史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只知道为政治和政治家做注脚，而应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以发展科学和教育、繁荣社会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当然，在现行制度下这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