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
    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体制与封建主义残余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为了 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必然追求文化的纯而又纯，高度一统。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 第一，领袖绝对真理化。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借维护列宁之名，行抬高自己之实， 搞个人崇拜。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把斯大林神化成 真理的化身。“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 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8]（P51）这几个简单的词语， 因为受到斯大林的首肯，而“身价倍增”，成为绝对真理通行全国。1927～1929年，政 治经济学领域两大学派就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也要由斯大林的“金口玉言”来作仲裁。 1930年2月9日，他说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当然是合乎敌人的心 意并对他们有利的”而全盘否定，使学术讨论最终变成一起冤案。第二，排斥文化的群 众性。20年代中、前期，苏联的文化领域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好景不长，1928年至1931 年，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破获了大量所谓“孟什维克联盟局案”、“拯救乌 克兰联盟案”、“沙赫特案件”、“工业党案”等，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式清洗一大 批著名学者、教授和专家。1932年，前苏联通过《关于组织文艺团体的决议》，到30年 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 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9]成为一场真正的“革文化命”运动。第三， 对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分。民族文化中既有大量的宝藏，也有不少糟粕。对前者应当继 承和发扬，对后者应当批判和抛弃。但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是反其道而行之，该抛弃的 都被继承，该继承的反而被抛弃，两者相错位。例如，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沙皇主义、 专制主义、皇权主义非但未被抛弃反而继承下来。这说明，苏联对本国文化遗产的取舍 不是看其本身是否科学和优秀，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专制统治，以“文艺为政治服 务”为标准的。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分的态度，必然导致无法建构适应社会主义 的先进文化，也破坏了文化的民族性。第四，排斥文化的开放性。一国文化的发展应该 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文化的开放是一种进步，自我封闭只会导致落后和衰败。斯大林为 了统治的需要，对外国文化实行关门主义。一概加以排斥，把外国文化形容为“妖魔鬼 怪”。如苏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竟武断地说当时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 代。”[10]（P70）1948年，在生物学界两大学派论战中，全面肯定苏联的米丘林学派， 而把摩尔根学派定性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就是无法借鉴 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 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11]
    总之，苏联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仅仅把文化作为隶属于专制政 治的工具，使党无法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而我们知道：先进文化与政党的关系是极为 密切的：先进文化是先进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号召、动员、组织群众的精神武器。 先进文化为政党制定理想和奋斗目标。苏联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割断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成长道路，斩断了先进文化与党的联系，这样的政党必然要跨台，是无法避免的。
    四、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同苏联文化专制主义相联系的，是苏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回顾苏联的历史，不难 看出，苏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重大失误。由于苏联社会的特殊情况，1938年以前是农 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45～1965年，工人、农民数量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 数少，不被重视，反而受歧视、受迫害、受打击，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清洗的对象。 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犯”有120万人，60年代，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多被驱逐出 境，包括著名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两个领 导群体的不同人员构成：列宁身边聚集了托洛茨基、布洛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一批精通外语、有留学经历、演说天才、著述颇丰的人才。列宁称布哈林为“党内最受 欢迎的理论家”。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懂经济，会处理工业问题受到列宁的器重。加米 涅夫有特殊的文学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几卷了。托洛茨基时年25岁，一人 领导1905年俄国革命，声震国内外。列宁说：“没有1905年的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 月革命”[12]（P138）1917～1927年，其著作已出版21卷。季诺维也夫1901年入党，侨居 国外多年，1924年国家计划出版他的22卷著作。他曾公开嘲笑斯大林文笔平淡、枯燥、 缺乏文采。正是这批优秀人才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但是，斯大林本人不仅没有文凭，不 懂外语，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他的著作到1946年才出版13卷。而且，他周围的干部的文 化素质也普遍较低。如莫洛托夫只上了两年大学，并未毕业；卡冈诺维奇是个鞋匠；奥 尔忠尼启只上过医士班，伏罗希洛夫只念完小学二年级，马林科夫只是个扫盲生。这样 的领导群体，产生对斯大林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不足为奇的。 甚至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数量大量增加，但其政治和经济待遇依然很低。 苏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仅压抑了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发挥，而且，随着知识分子 数量的增加，等于扩大了对苏共执政不利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公开 性”、“民主化”的口号下，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总释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空 前高涨，伸冤和维权意识交织在一起，导致知识分子人群对苏共态度的根本转变。因为 ，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的识字率人口达98%，知识分子的数量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的主 体人群。所以，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成为苏共解散乃至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一是没有随知识分子数量的变化及时调整其政策。二 是没有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在入党问题上，长期重工人、农民 ，轻视知识分子。三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位不准，长期把知识分子当作批判、打 击、防范的对象，动辄就扣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四是没有区别复杂劳动与简单 劳动，造成对知识分子待遇过低。所有这些势必造成知识分子对苏共态度的根本转变。 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条件下，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能不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心向背 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