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基督教会肩负着文明教化的使命，尽管日尔曼人的到来给垂死的古代文明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日尔曼人最初都是荒蛮之人，尤其是其 武士，即骑士阶层，最初都是一批桀骛不驯之徒。基督教会为了教化这些日尔曼人的野 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了各种努力和尝试，其中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会最著名的和最 成功的一次尝试。本文就十字军东征对骑士精神品质塑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以就 教于方家。
    一、“正义战争”与骑士的英勇品质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基督教会就曾一直在试图遏止骑士贵族好战的倾向，企图通过上 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来减少好战骑士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并不断耐心地劝说 他们应当承担保护教会、妇女和弱者、执行社会正义等责任。然而，在十字军东征问题 上为什么教会却一反常态发动并领导了对东方的战争呢？
    对于战争的态度，基督教会最初是反对一切战争的，认为一切战争都是有罪的。在罗 马帝国时期，基督信徒是拒绝服兵役的，但是在中世纪，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教会需 要战争来抵御外部的进犯，捍卫自身的生存，为此，教会中就有许多教士直接参加和指 挥了战争。在《熙德之歌》中，就讲述了堂赫罗尼莫主教参战的请求：“熙德堂罗德里 戈，您在好时辰佩戴宝剑，今早我为您做了弥撒，求您赐我恩宠吧：请派我上头阵冲杀 !”[1]（P97）同样，在《罗兰之歌》中，当罗兰挑选后卫部队时，主教屠宾说：“以我 的头颅为凭，我也要去。”[2]（P44）最终屠宾主教同罗兰并肩与摩尔人作战，英勇战死 。教士不仅参加了对异教的战争，而且也参与了对封建贵族叛乱的镇压。11世纪，罗伯 特的儿子亨利一世曾对教皇说，主教和主持们不能出席理姆斯会议，是因为他需要他们 去镇压一处叛乱。[3]（P353）
    从此可以看出，其实教会从本质上讲，是并不反对战争本身的。既然教会本质上是不 反对战争本身的，那么，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教会为什么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 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呢？教会的这种做法似乎前后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其 实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的反战倾向，主要是针对危害西欧社会秩序、教会和无 武装人员的战争，反对基督徒之间进行战争。
    尽管教会对骑士的好战所带来的危害深恶痛绝，但是教会深知战争是骑士最基本的职 业，企图让骑士放弃从事战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教会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试 图将骑士的草莽之气，转向有利于西欧社会和平且有利于拓展基督信仰的战争，这就是 十字军东征。这样，教会对战争的态度从反对或暧昧模糊转向公开赞成乃至直接发动战 争。为了能够为这种转变找到合理的说法，教会构架了“正义战争”理论，而这种理论 早在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中就已显露出端倪。1054年，在纳博内的一次会议上 ，教会就号召骑士贵族宣誓：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杀死另一个基督徒，因为杀死一个基督 徒毫无疑问就等于是溅基督的血。[4]（P20）教会所倡导的这个宣誓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寓 意，即禁止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而赞同反对基督的敌人和同异教的战争，以及旨在扼制 抢劫和私战，保护僧侣和非参战人员，如商人、农民和妇女等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战争 。换句话讲，对异教和不信教者以及旨在保护非参战者和捍卫法律而进行的战争，是“ 正义”的战争，而同基督徒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这样，教会就为战争构筑 了新的理论与规则，也为它自身对战争前后自相矛盾的态度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教会 这种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理论，其实不过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翻版。奥古斯丁认 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光明的、善的、完美的上帝之城和罪恶的、撒旦创造的地上之城斗 争的历史，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是光明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历史。因此，所谓的“正 义”战争自然就是上帝之城的壮举，而“非正义”战争则是撒旦地上之城之作恶。
    这样，教会为战争创建了一种规范，即“非战争者”和“战争者”、“正义战争”和 “非正义战争”，而在这之前，西欧社会是不存在关于战争规则的，根本无所谓“战争 者”和“非战争者”、“武装者”和“非武装者”之区分，更没有什么“正义”与“非 正义”的分野。现在，根据教会的战争原则，战争应该是：武装者对武装者，而不能殃 及非武装者；针对异教和暴乱的战争是正义的。
    教会对战争所进行的这种界定的目的和意义，是由此可知的，即“使战争基督教化， 因为需要战争来扩张信仰；减少战争的恐惧、遏止残酷的本能并使人类的战斗倾向服从 行为的准则，因为没有这种准则，战斗只不过是大屠杀而已。”[3]（P354-355）教会“ 正义战争”理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骑士对战争的嗜好即“徒逞一时之气” 的英雄主义，转向为信仰为基督的圣战--十字军。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号召骑 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时，就讲道：“过去从前是强盗的人，现在可以成为骑士了”，[5 ]（P67）“让从前同自己兄弟战斗的人，现在同野蛮人，上帝的敌人战斗”。[4]（P32）而 教皇格雷戈里则进一步声称，骑士是圣彼得的附庸，为教皇而战的人，就是基督的骑士 。[4]（P32）为上帝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十字军运动，并不是对骑士的战争 职业的遏制，更不是对骑士杀人的禁止，而是禁止杀基督徒，禁止西欧基督徒之间进行 的战争，鼓励对异教进行杀戮的战争，弘扬骑士尚武的精神。过去，教会反对战争，反 对杀人，认为杀人是一种罪过，那么，骑士进行战争，总是带着一种罪恶感，良心受到 自责，惟恐死后，灵魂无法得到拯救，为此，他们经常以捐献来赎罪。现在，杀人不再 受到谴责诅咒，相反，受到赞誉和奖赏，甚至还享有极大的荣耀。现在，骑士们在为上 帝而战，为正义而战，战争不再是邪恶的，而是上帝的事业，是为了铲除基督上帝的敌 人，扫除世界上的邪恶，战胜撒旦魔鬼，伸张正义，光复正义。在十字军东征或在其他 战争中，骑士佩带十字架标志，就是以此证明他们是代表了上帝的正义，体现上帝的支 持和赞扬。第四次十字军计划的参与者维尔阿杜安的回忆录的编者，在绪论中这样写道 ：“十字军的纯粹宗教因素对他（维尔阿杜安）有影响，他被教皇巨大的宽容所感动，他 相信这次远征冒险是正义的，是上帝赞誉的事业。”[6]（PXXⅢ）不仅十字架成了战争正 义性的标志，而且圣旗也成了正义的象征和代言。骑士比萨准备进行冒险，试图从摩尔 人手中收复撒丁时，就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送给他一面圣彼得旗子。以后，罗歇·吉 斯卡尔准备光复阿拉伯人占据的西西里时，亚力山大二世赠给他一面圣旗。[7]（P48）圣 旗的赠与，就在于要证明战争的合法性，是得到教会或上帝认可的正义的战争，而不是 非正义的战争。
    正义的战争，给骑士们以巨大的勇气和斗志。过去，骑士进行战斗要受到教会的谴责 和猛烈的抨击，现在，则受到教会的奖励和鼓舞。对此，教士圣贝尔纳·克莱沃就曾说 过，“既然他们是基督的敌人，对他们杀戮，也就不犯罪过”。[4]（P109）对异教的杀 戮不仅不是一种罪孽，而且是正义的，这更加鼓励和激发了骑士原有的英雄主义：“‘ 正义’战争成为消除良心上罪恶意识的一种方法，因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伤害和危 险，可刺激一种原来无生气的和迟钝的性质，恰好像战争有力量来鼓起热忱，并作出忍 耐、勇敢和自我牺牲的奇迹那样。”[3]（P354-355）同样，让·德比埃伊在《勒茹弗内 尔》中描述，“正义”是对骑士战斗激情的巨大的鼓励：“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是战斗 ，在战斗中你如此爱你的伙伴，当你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你表现得十分好，不禁 热泪盈眶，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如此英勇用自己的身躯去贯彻完成上帝的命令时，你的内 心不禁充满了怜悯与巨大的对忠诚的甜蜜。”[8]（P27）正是这种“正义”情感和信念的 激励，在第三次十字军当中，英国国王理查一世表现出大无畏对死亡的蔑视，一次次冒 着危险解救他的骑士。第四次十字军，法国国王面临危险时，则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概 。
    宗教的癫狂和黩武结合，骑士精神的英雄主义融入了宗教情感，便是巨大的宗教狂热 。这正如费尔巴哈所言：“道德与宗教、信仰与爱，是直接相互矛盾的。谁只要爱上了 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失去了兴趣，可是，反之也然。谁要爱上了人，那 就不再能够爱上帝，不再能够拿自己的热乎乎的人血徒然地在一个无限的对象性与非现 实性之虚空的空间中蒸发掉。”[9]（P628）信仰虔诚的结果不仅是导致了对人间失去兴 趣，而且会导致极端的狭隘的仇视。对此，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指出， 对上帝的过度虔诚，会导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视为理想，把对神的牺牲和献 媚看成美德：“这种心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为神的尊荣而起的妒忌。……圣徒对极 微末的对神的侮慢或轻忽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在心思过度狭窄并意志过度活泼 的人们，这种忧虑可以变成了他惟一的事业。”[10]（P633）
    正是这种宗教的狂热和痴迷，导致了震撼整个西欧世界的耶路撒冷的狂暴大屠杀，但 是这一切对于十字军骑士来说，则被认为完全是为了上帝和正义而对邪恶进行扫除和涤 荡的壮举。十字军骑士的这种认识，正如1147年，在里谢雷谢斯，保存着一份有关第二 次十字军东征的契约上所说的：“路易，法国光荣国王，正在筹划镇压基督十字架的敌 人。”[11]（P114）同样，1248年，当准备率领十字军远征时，法国国王也声称：“我离 开法国，不是为我的父亲，也不是为了我所受到的伤害报仇，而是为了我主基督耶稣报 仇。”[12]（P145）十字军骑士把对异教徒的屠杀，看成是为耶稣复仇和对十字架的敌人 进行涤荡，看成是正义对邪恶扫除之壮举。教会“正义的战争”理论，的的确确给骑士 注入了战斗的激情和勇气，对骑士尚武精神和英勇品质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培育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