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军事合作，采取同盟抗战的问题上，中国也是同时向几个国家提出，以使这些国家和中国同时进行军事合作，最后形成了同盟抗战的局面。1939年，中国考虑到美国受中立政策的影响，很难短期内与中国采取军事合作，于是向英国和法国同时提出了“就军事和经济合作以及在远东地区英、法两国和中国之间的联合防御问题”。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向法国提出这一问题时，特意“向他们讲明，我在伦敦的同事也在进行同样的步骤。中国强烈希望英、法两国在军事上和中国合作，同时希望这两个国家彼此保持联系。”（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398页。）中、英、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也是中国积极努力的目标。早在1939年，中国就曾向英、美两国提出过这种合作的设想和建议。1940年，英国提出此事，中国政府马上积极响应。11月9日，中国政府拟定《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同时交给英国和美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盟国军事合作，同盟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
    中国还曾经促使美国影响英法不要与日妥协。1939年9月18日，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俄日停战协定订立后，继之必有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进政策，一面或将劝我与日妥协，英、法不知其阴谋，犹思与日妥协，求保其远东权利，国际形势至危，……美国政府在最近期内，对日如有一坚决之表示，或禁运日货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此危局。”（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1981年版，第89页。）
    应该指出的是，促使各国之间互相影响，采取有利于中国的政策与行动的做法，几乎贯穿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的各种活动中，这里面所提及的不过是其中的荦荦大者，远不能展示这种运作方式的全貌。而在这种运作过程中，有的是直接向它国提出要求，让这个国家去劝说，或采取行动去影响某一国或某几国；有的是迂回提出要求，使几个国家之间无形中互相影响，采取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或政治、军事行动。
    积极沟通、交流信息，用信息影响它国的决策。外交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沟通情况、交流信息。一方面，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的决定或一种外交行动的决策是通过沟通、交流中得来的大量信息，经过研判、讨论，根据本国的利益需要而做出的。可以说，没有正确的信息就不会有正确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在外交活动中，向其它国家提供信息，交流情况，也可以从侧面促使这些国家采取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或政治、军事行动。这两个方面，在战时外交中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从大量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抗日战争爆发后，每次重大的外交政策制定、外交活动决策过程中，都是广泛搜集情报和信息后，经过不断地交换意见而做出的。一般的程序是，国民政府或其领导者向驻外使节发出训令，命其就某一方面的情况向其驻在国、或此次外交活动的对象国政府进行通报，探询该国的意图，并将本国所得到的信息大量的传递给对方，尽量促使该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这些信息大致可分以下两种：
    一是敌方的情报和信息。其重点是揭露敌方的战略意图，揭示如果敌方达到目的，就会对世界和平，特别是对对方的利益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敦促其做出制约、制裁敌国，援助中国的决策。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国务院根据美驻华大使詹森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向邻居进攻，不必担心。中国政府则通知美国，已有大批日军从日本本土、中国东北、朝鲜调至华北。7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又在会见赫尔时，向其通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并揭露日本侵华将不仅破坏东亚和平，而且势必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危险，希望九国公约参加国采取行动，约束日本。虽然由于当时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只是发表了一份表示美国不赞成武力解决国际问题，应该“以和平谈判及协议之程序，调整国际关系中之问题”的声明，但中国的通报已经使美国对日本的企图有所了解，并对中日冲突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关注，认真考虑美国的态度。10月5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与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原则不符，是违反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中关于对华事件应遵守的政策及原则的规定及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规定。”（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3页，转引自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中国在向美国通报信息的同时，对英国、法国、苏联等几个主要求援的国家也及时进行了通报，这无疑使这些国家更加及时地了解了中日战争的真相，有利于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决定。
    二是我方的情报和信息。就是将可能采取共同行动的几个国家的信息相互沟通，使彼此之间更了解相互的意向，以采取相互对应的行动。这一点在中国向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申诉过程中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于同时对日、德、意宣战，组成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过程中表现尤其明显。在向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申诉的过程中，中国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渠道，分别与英、法、苏、美等国进行交流，在分别征询这些国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将各国的意向向其它国家进行通报，其目的在于促使各国采取有利于中国的行动。虽然由于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采取中国所希望的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行动，但这种信息的沟通对于各国充分认识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和危害，对日本侵华形成共识起到了促进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对德、意、日宣战，促成军事合作，建立反法西斯军事同盟方面，也是积极向有关国家沟通、传递信息，以促成同盟抗战的早日实现，并促使同盟抗战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