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社会团体和私人身份出现的外交活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除了政府间的正常的外交活动外，还有许多外交活动是以社会团体或私人身份进行的。
    据顾维钧回忆：上海战事发生后，“政府决定一方面全力以赴地继续抵抗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一个加强国外外交活动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政府除了在各主要国家首都都设有常驻的大使馆外，又派出一批特别使节。这些使节不担负正规的外交任务，而且他们本人也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他们是政府或国民党的首脑人物。例如，孙科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被派到莫斯科去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合作。李石曾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他认识法国、比利时、瑞士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政治家，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主义派。他和孙科一起去到莫斯科，后来还前往法国。汪精卫的得力助手陈公博被派去伦敦，并以特使身份访问了罗马。曾经留学日本的蒋百里是中国最早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这次被派到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出访的共同目的是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外交上的和物资方面的援助。”（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此处顾的回忆有误，抗日战争初期孙科三次访苏都是以国民政府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去的。）
    据沈庆林《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一书记载，“1938年2月建立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派驻了代表，组织了驻外常务代表团，向欧美民间援华组织提供中国抗战形势的宣传材料，联络援华人士，为推动援华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劳工团体、学生组织和宗教团体或是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劳工、农民、学生组织召集的会议，或是派团出访，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对华援助”。（注：沈庆林：《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3页。）教育家陶行知“在1937年和1938年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周游亚、非、欧美28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国民外交工作，宣传抗日争取援助”。（注：沈庆林：《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14页。）
    在以个人身份的外交活动中，其时间之长，规格之高，作用之大，莫过于宋美龄访美。1942年11月，宋美龄以个人身份前往美国，在美国活动了7个多月，直到1943年6月回国。“宋美龄在美国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就医疗养；二、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之间的交涉；三、广泛宣传中国抗日，争取美国朝野同情。”（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宋美龄在美期间，曾三次在白宫见到罗斯福，就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援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43年2月19日，宋美龄与罗斯福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宋美龄呼吁美国对中国加大援助。她讲道：“我们不可能赤手空拳去打仗”，“我们需要军需品”，“我们有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但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问题是我们如何得到它们。”3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作出了一系列承诺，包括批准成立第十四航空队；尽快将陈纳德的飞机增至500架；增加进行“驼峰”空运的飞机数量，最终目标是达到每月运输1万吨物资。这不能不说是宋美龄的活动，特别是这次记者招待会起了相当的作用。宋美龄除了与罗斯福等政界人物交往外，还在各种场合进行了多次演讲，包括在参议院、众议院、市政厅、好莱坞，甚至在运动场和广场，都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注：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81-857页。）宋美龄的访问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记者说她的访问“横扫”美国，“轰动全美”，对促使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加大援华力度，起到了相当作用。“宋美龄访美所动员起来的美国舆论也起到了促使废除《排华法》的作用”。（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40页。）
    “这些组织和个人，政治信仰各异，宗教信仰不同，但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下，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目标，进行着争取国际援助的共同工作。他们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官方所难以取代的。”（注：沈庆林：《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第14页。）
    三、舆论策应
    在外交战略的运作中，有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舆论策应。现代外交学认为，舆论对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很少了解，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知之甚微。因此，加强舆论宣传，让世界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抗战，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决策，并获得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就成为国民政府外交运作中的重要一环。国民政府对外的舆论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通过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或者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通报中国抗战的形势，阐述中国的政策和主张，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样的活动有由蒋介石亲自出面的，有由国民党宣传部组织召开的，也有外交部、中国驻各国使节举行的。如1941年1月31日，在美国总统特使柯里启程来华之日，“蒋介石向合众社记者吹风说，如美国以援英物资的半数援华，美国则无卷入远东战争的危险；中国如获充分物资援助，就能单独对付日本。”（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第55页。参见《东方》杂志第38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