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国驻外使节、中国政府派出的人员在各种场合举行的讲演。如顾维钧任驻法大使期间，宋美龄访美期间，其他一些人员出国访问期间都曾举行过这样的活动。
    三是组织对外宣传机构，创办各种国际宣传的媒体，直接向国际上进行宣传。虽然这种机构或媒体很多情况下是属于国民党的系统，但实际上国民政府也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政府，因此，这种宣传也是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服务的。其机构有，国民党中宣部下设的国际宣传处，在上海、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设有支部，后来又扩大为驻伦敦、纽约、香港、上海4个办事处。香港、上海沦陷后在仰光、新加坡增设了办事处。由其主办的刊物有英文的《战时中国（ China at War） 》月刊和半月刊、日刊各一种，在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尔本、蒙特利尔刊行日刊一种，在伦敦、加尔格答刊行周刊一种，在悉尼刊行日刊一种。还办有世界语的《东方呼声》月刊、《重庆新闻（ Chongqing Reporter） 》、法文的《中国通信》月刊、英文的《远东镜》月刊、《现代中国》月刊等。该处还设有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用英、法、德、日等语言进行国际播音。1942年1月，由国民党中宣部和英、美、荷等各国驻中国使馆派代表在重庆组成了“反侵略国联合宣传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同盟国间的宣传工作。（注：沈庆林：《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第5页。）
    四是利用半官方的外交团体进行国际宣传。其主要有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劳动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国际联盟同志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这些团体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声援和支持中国抗战。
    这些多形式的有力的对外宣传活动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更广大的人民不断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曲折性和坚定性，唤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赢得了日益广泛的国际支持和援助，推动了抗战外交取得积极成果。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外交战略运作的主要方式是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间的直接交往，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也主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直接、正规、严肃，它在外交战略的运作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只有这种方式远远不够，有些外交活动必须通过其它方式进行辅助。因而，这些辅助的方式--如促使各国之间互相影响，社会团体和私人外交活动的辅助，舆论的策应等都不可缺少，各有各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其三，作为一个单一的外交活动、外交诉求，或者一个具体的外交目标，可以通过一种或两种方式运作，特别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直接交往的方式（几乎每一次外交活动或外交诉求都不能少了这种方式），来达到目标，但就整个一个时期的外交战略来说，必须是几种方式综合运作的结果。其四，无论采取那种方式，也不论你的运作如何成功，都不可能改变别国的战略目标，但如果运作的方向正确，方式合适，方法得当，技术精湛，可以使它国政策在不影响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些有利于中国的调整。有时能够促进这个调整的进度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