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欧的婚姻模式
    人口过多和人口对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有时缩写为PPR--是历史上共同发挥作用 的最重要的环境压力，这个观点不但众所周知而且流传广泛。但是，这个观点也有问题 。反对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这个概念不明确，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口最密集 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人口增长经常促进多种集约农业的发展，这种农业比古 老的刀耕火种经济更具可持续性。显然，这种反论也有一定道理。整个环境史不能约化 为单个的人口史。中国湿地稻作农业提供了人口增长产生生态高度稳定的经济模式的著 名范例。但是，中国历史也提供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相反例证，即鼓励人口无限制增 长的农业体制也包含着长期的很高的生态风险。
    与其他文化相比，欧洲人口再生产行为的特征是什么？当然没有一个适合所有地区和所 有时期的简洁答案。在著名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伊曼努尔·勒华拉杜里描述 了法国南部农民怎样反复掉入马尔萨斯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人口过多与饥荒之关系 的理论陷阱的历史。但是，这种糟糕的经历最终影响了觉醒的过程。自中世纪以来，农 民中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没有土地就没有婚姻。”[16]（p141）这句谚语并没有限制 婚内生育孩子的数量，但是，控制生育的明确标志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出现了。戴维·戈 里格（David Grigg）评论说：“17世纪在人口规模的扩大方面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首先，西欧出现了晚婚和比较多的人不结婚的婚姻模式。”[17]（p289）但这还不是历史 的终结。清教主义中并不坚持生育控制。根据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对18世纪法国的观察，“以中断性交进行避孕的方法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流传开来，也 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18]（p183）。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对祖国 人民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环境智慧表示出盲目的憎恨。在19世纪末，医生警告说，中 断性交可能导致生理或心理疾病。但是，一位德国农民冷冷地回答说：“我不信。要是 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是病人。”[16]（p189）
    是否能用制度学派的观点解释这种人口再生产模式，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从18世 纪到现在，国家及其制度经常促进了人口增长、反对了避孕和其他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是社会默默而又顽强地抵制着政治对人口增长的鼓励。历史学家有时应该寻找这两个 原因之间的、潜在的环境原因。生育控制造成的隐性人口缺口可能是在过去和现在都能 保持生态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像中国最迟自18世纪以来就出现的环境危险状况，证 明了损失了大量土壤储存的土地的困境。
    五延续、持续性和自给自足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宣称，他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持非常怀疑的 态度，这个概念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有关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的环 境主义目标。沃斯特对政治和环境史领域中的“可持续”概念都不喜欢，因为他怀疑“ 可持续性”只是一个为无限制剥削自然进行辩护的口号。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保存 未受触动的自然比“可持续发展”是更好的目标。[19]（p95）联系到美国经验的背景， 理解他的怀疑并不难，因为长时间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从来就不是美国历史的现实。但 是如果分析旧世界的环境史，“可持续性”这个概念就更有现实意义。要想对“可持续 性”的历史分析可以进行，就必须有村庄、城镇和制度在较长时间的延续。总体来看， 如果自给自足的基础越坚实、对外部因素的依赖越少，对资源实行真正的可持续管理的 机会就会非常多。自中世纪以来--如果不是自古典时代以来，欧洲的许多地区都表现 出高度的延续性和地方与区域自治性。（注：当第三世界自主发展的范例受到质疑时， 迪特·森哈斯提供了作为恰当的自主发展的历史模式的几个欧洲国家的例子。Dieter Senghaas,Von Europa lernen: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Frankfurt 1982.对这种观点的详尽解释，可参看：Ulrich Menzel,Auswege aus der Abhaengigkeit:Die entwicklungspolitische Aktualitaet Europas,Frankfurt 1988. ）当读到欧洲商业崛起的著名故事时，人们就不应该忘记，欧洲大多数地区直到19世纪 甚或20世纪仍然主要依靠国内资源。这种自给自足至少包含了最重要的资源：谷物和薪 材。
    德国传统中的“可持续性”（Nachhaltigkeit）概念源自林业；在这个行业，它已存在 了几百年。这么长的历史也展现了这个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和可操作性。（注：有关林业 中“可持续性”的不同含义，可参看：Wiebke Peters,Die Nachhaltigkeit als Grundsatz der Forstwirtschaft,ihre Verankerung in der Gesetzgebung und ihreBedeutung in der Praxis,Diss.Hamburg 1984.）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可以替代它的 其他选择。
    可持续性目标是一些中欧为制盐业服务的森林地区特有的长期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 。早在1661年，巴伐里亚的盐业城市雷申霍尔（Reichenhall）的市长就说：“上帝为盐 水泉创造了林地，为的是让森林像泉水一样永不枯竭。正由于此，人们应该这样做，即 在小树成材前不要砍伐大树。”（注：Goetz V.Buelow,Die Sudwaelder von Reichenhall,Munich 1962,P.159.盐业城市雷申霍尔是否真的获得了可持续性直到今天 仍是有争议的问题。参看：Alfred Kotter,“Holznot”um 1600:Die Energieversorgung der Saline Reichenhall,in Manfred Treml et al.（ed.）Salz Ma cht Geschichte,Augsburg 1995,pp.186～192.）这种可持续性需要的条件是一个以制盐 业为主的自治城镇。这样的城镇需要大量木材，并靠自己的森林资源生存，也习惯于从 事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制盐业。在许多矿业城镇，就没有这种可持续性的精神，因为 矿产量会大幅度地升降。
    在亚洲内陆国家，存在着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或许在这里有一种非常不同类型的 可持续性：与断断续续的非定居生活和流动性有关的类型，即游牧型可持续性。在许多 干草原地区，定居最终会导致过度放牧和荒漠化。游牧经济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个问题直 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尤其是在涉及对待游牧部落产生的政治后果时。（注：兰普瑞（H. F.Lamprey）在《畜牧主义的今昔：过度放牧题》（Pastor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the over-grazing problem）一文中承认，存在着流动畜牧主义造成的“持续广泛的生 态退化的证据”[载弗朗索娃·伯里耶（Francois Bourliere）编：《热带萨凡纳》（Tropical Savan nas），Amsterdam 1983,P.658]。迈尔文·C.高德斯泰因和辛西亚·M. 比尔（Melvyn C.Goldstein and Cynthia M.Beall）在《西藏西部的游牧民：一种生活方 式的存在》（Nomads of Westem Tibet: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Hong King 19 90）中，描述了游牧民对极其恶劣的环境的富有技巧的适应。但是，西藏的例子可否普 遍化值得怀疑。）要给出一个明确的、一般性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但是似乎有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游牧民族不但自己适应了干草原的条件，还通过毁坏林地、有时甚至是农 地来创造草原。当然，许多游牧民族有一种保护土壤的意识，但没有改良土壤的办法， 他们以拥有牲畜而不是土地的多少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至少在现代条件下，未来看 来属于定居农业型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游牧型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