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中的“宏大叙事”这一概念与历史认识论息息相关，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紧密相连，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罗斯这样写道，“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53.）这里的“政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国家及社会治理的政治内涵，更是后现代主义者所阐释的强调一种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的内涵。因此，史学宏大叙事往往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
    可以这样认为，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形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因此，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另一方面，宏大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它的产生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宏大叙事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构想。
    二、宏大叙事在美国历史写作中的曲折反映
    根据罗斯的叙述，美国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考察。（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p.651-667.）
    第一阶段，19世纪以班克罗夫特和斯劳恩为代表的浪漫派史学家构建的宏大叙事，特点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进步的叙事”。这种宏大叙事是以一种“进化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揭示了一切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使得历史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构建19世纪美国史学的宏大叙事，由紧密交叉的两部分组成。一是西方进步的叙事，是对商业发展、政治代议制、知识的发展与传播的叙述，对按计划重塑整个世界进程的自由叙事。第二种就是对美国例外主义的自由的／共和的叙事，这种叙事将世界的进步寄托在美利坚民族身上。班克罗夫特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宏大叙事铸造成一种传奇，一种对美国天定命运的叙述，以清教徒传教士入新英格兰为起点，以1882年革命胜利和从欧洲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为结束。
    第二阶段，19世纪以后比尔德等人对浪漫派以美国为中心的进步的宏大叙事的重塑，增加了讽刺的成分，在讽刺与浪漫之间徘徊，但最终仍然归为浪漫。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的名著《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成为这一时期宏大叙事的典范之作。与浪漫派的神话不同，比尔德的宏大叙事更接近于自然主义。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中，进步既是一种有规律的叙述规则，同时也是一个必须明确提出和予以回答的问题。比尔德夫妇将美国的历史刻画成喜剧。它不仅是对美国天定命运所取得的成就的叙述，而且是美国社会为进步而斗争的故事。事实与理想之间是有差距的。比尔德通过讽刺的修辞手法将不好的因素、破坏性的经济力量排除在美国之外，从而跨越了不完美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完成了美国历史文明进步的浪漫神话。与浪漫派不同的是，比尔德相信进步而又怀疑进步。他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否是一种进步的叙述产生了迷惑，几年以后，这种迷惑转变为怀疑史学家能否知道历史的形式。也许这种怀疑正是比尔德史学相对主义思想的根源。尽管如此，在二战后美国史学“碎化”严重，史学“综合”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比尔德夫妇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常常被作为人们惊叹缺失了并期待出现的综合性著作的典范。
    第三阶段，二战后，美国史学对宏大叙事的重申和逐渐疏离。疏离宏大叙事并不代表没有主题，一致论、美国的独特性成为这时美国历史著作中广泛的主题，不过一致论中隐含着极大的讽刺。一方面，美国的独特性仍然是美国历史著作的主题和轴线。大卫·波特的著作《丰足的人民：经济富裕与美国特性》（1954）就是典型范例。波特选择了国民性格为叙述的主题，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国民特性被描绘成无所不包、永恒不变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缺陷也成为这时美国历史著作的主题之一，带有讽刺意味。宏大叙事的难题之一就是“宏大叙事的讲述是冒险的，因为未来的事件会疏离所讲的叙述路线。”（注：Allan Megill,"‘Grand Narrative’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p.156.）因而一旦史学家认识到某一主题的宏大叙事面临着诸多的不可能性，那么他就会放弃这一主题，而选择另外的主题。二战后的宏大叙事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二战后，美国享受着战争胜利、成为世界强国的喜悦的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而对于传承下来的宏大叙事来说，较为棘手的正是这种楷模的局限性，这威胁着以美国的独特性为核心的宏大叙事的普遍完成。因而，许多史学家更多地是寻找美国的局限性作为他们历史著作的主题，更多地采用了讽刺手法。在这些叙述中，美国历史、美国自身不再像浪漫派和比尔德派所设想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世界典范，它们也有自身的瑕疵。但史学家们并不怀疑美国作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和谐的国家的独特性，也不认为美国的缺陷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固有的问题的产物，而是归因于令人遗憾的“文化影响”。
    此外，二战后宏大叙事的疏离还表现在叙事在历史著作中地位的下降，分析史学逐渐取代宏大叙事的统治地位。根据罗斯的分析，这种趋势的产生源于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的认识。美国胜利背后隐藏的黑暗一面为未来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阴影促使美国史学家不再盲目的乐观，而是开始沉重的反思，反思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同时相伴随的也许就是对于历史的连贯性的部分否定。这种否定使得历史的叙述开始分裂为以结构为中心的描述，分析逐渐取代叙事在历史写作中的地位，社会科学理论开始部分地填补进步哲学所留下的空白。分析史学取代叙事史学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战后美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趋势和特征。（注：1972年，巴尊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分析心理史学的缺陷的时候，也讲到叙事在史学乃至文艺界中逐渐被一种分析的风格所取代的问题。Jacques Barzun,"History:The Muse and Her Docto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7（1972），p.63.）由此，美国历史著作侧重分析而不再是完整的叙事。但正如罗斯所说，“长期培养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宏大叙事的希望没那么容易从美国史学中被禁绝”，“关于美国独特性的主叙事仍然完好无损”。（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p.659,662.）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从一致论走向多元主义。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史学家不仅反对一致论制造的公众神话和错误意愿，而且反对一致论本身，多元主义、平等主义、反权威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历史著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60年代中期诞生的新社会史和80年代产生的新文化史的史学实践中。
    60年代中期诞生的新社会史在方法论上被定位为“自下而上的历史”。新左派的加盟强化了新社会史探索“无声”人群（如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妇女--那些在美国历史上被边缘化和剔除出史学的人群）之历史的礼会-文化史的性质。这种社会文化史改变了美国史的中心主题，使共从美国政体本身（它的独特性，日益增长的自由或民主）转向这些边缘化的群体（注：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1988,chapter 13.），从而恢复了历史主体的多样性。总体上看，这些历史描述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受到民主平等主义和反独裁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推动，社会-文化史学家想给予他们的研究对象以无条件的重视，决定那些（以某些标准来看）在生活中消失了的不能在史学中消失。
    80年代产生的新文化史，其最新成分（后现代文学理论和后现代哲学）加强了其反权威主义和多元政治的动力。文化不是这种新史学的唯一焦点，但它在其民主策略中是一种重要工具。文化分析的一条线索是用以拯救大众文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史释放出巨大的创造能量，产生了大量有关劳工史、妇女史、种族群体史和大众文化史的作品。多元主义的社会文化史促生了人们对史学“碎化”更加强烈的伤感：这些个别独立的故事没有与以前的史学成果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有关美国或西方的整合统一的历史。这种抱怨通常被当作一种“综合”的问题，即如何将美国史琐细的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的问题。罗斯则认为，关键不是综合而是连贯叙事的问题，是将社会文化史所构建的研究对象与植根于遗传下来的宏大叙事的情节结合起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