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美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建构想
    战后美国史学对于宏大叙事的疏离不是放弃，其中包含着许多艰难和可能性。事实上，由于史学“碎化”问题的凸显，美国史学家们在呼吁史学综合的同时，也试图重建美国史学的宏大叙事。
    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设想进行一种包容并超越新史学的新综合，使对黑人、工人阶级和妇女的新理解能够影响“美国史”。（注：Herbert G.Gutman,"The Missing Synthesis:What Ever Happened to History?" Nation,November 21,1981,p.554.）如罗斯所说，古特曼的设想夹杂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并未在古特曼的美国史写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劳工史中，古特曼未能构建一种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
    某些自由派的宏大叙事也存在类似难题。托马斯，本德（Tomas Bender）提供了一种自由的谋划，想借助在美国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将新社会史的成果综合成一个单一的历史过程。罗斯认为，选择了公共文化，就使本德假定的综合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还与当代试图重建一种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的举措联系在一起。本德建议，公共领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一致论的座席，而是“社会中文化利益斗争的竞技场及其斗争的产物”。罗斯对本德的美好设想表示质疑。她认为以公共文化为主要对象的叙事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其社会文化成分以达到公共的结果。许多质疑本德的批评家想给予个人和公众的声音以无条件的重视而不管他们在历史中的参与情况和命运。应该“用谁的声音”进行叙述，以何种“声调”来讲述？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历史被描画为一个单一的“核心”与一个必然从属的“边缘”？（注：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3（1986），pp.127,131;Thomas Bender,"A Round Table: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4（1987），pp.118-119.）罗斯最终指出，问题不是“综合”而是谋划一种自由的叙事，它使得社会史的对象不受损益。这种自由的叙事如何实践、具体有哪些内容，罗斯没有描述。
    如何化解这种以国家为核心的宏大叙事的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有的史学家想到了与跨国史的结合。约翰·海厄姆就是典型的例子。就在本德坚持构建“公共文化”为核心的综合叙事之时（注：Thomas Bender,"‘Venturesome and Cautious’：American History in 1990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81（1994），p.995.），海厄姆声明从总体上放弃将新社会文化史包括在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框架中的努力。相反，他将国家史学一分为二：将社会文化史分配给跨国的／国际的历史，在这种叙述中，叙述的因果链和文化轨迹沿着国家的边界而行；另外是一种国家的叙述，这种叙述将以美国史的统一主题为核心。作为跨国史中的工人或者妇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将保持它的完整性，但它们将成为国家史中民族化力量的参与者。不过，海厄姆的这种做法难以排除例外主义的嫌疑。
    社会文化史的主题是美国史学家重建宏大叙事的重大主题，有的史学家试图突破这种社会文化史的框架。戈登·S.伍德的著作《美国革命激进主义》（1992）就试图复活以美国的独特性为核心的叙事，使之疏离社会文化史的主题。伍德的故事是根据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自由进步的宏大叙事而构架的，这种叙述使美国革命和美国民主成为一种世界上永远更具包容性的自由民主的中心，包含着极端的浪漫主义色彩。（注：Dorothy Ross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2.）
    种族问题是美国史中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如何将种族问题很好地包含在以自由民主为主题的宏大叙事中更是难上加难。黑人史学家内森·休金斯（Nathan Huggins）在他的美国史著作中将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完全包括在内，动摇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叙事框架。休金斯建议美国史的撰述应该全面地面对“不可逃避的悖论：一个受到人权法案鼓舞的自由国家，不得不依靠奴隶制……奴隶制和自由、白人和黑人在处于不利地位时结合起来。”休金斯还主张，一部完全包括奴隶制在内的美国史，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派讽刺的语言修辞。他建议有些主题可以同时适用于白人和黑人，因为每个人都寻求在新土地上发现希望，每个人都遭受到了迁移的痛苦。如果美国不再能以自由为特色，它的白人也不会是自由人，这个联合的故事，要求对美国历史进行“一种新的结构上的理解”（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2.）。
    四、史学宏大叙事重建的难题
    宏大叙事需要一个中心，多元主义需要各方面并重，这是当代美国史学重建宏大叙事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从整个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看，美国史学家构建的多数宏大叙事还是以美国史为核心，偶尔像海厄姆那样构建的跨国史学还有美国例外主义之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可以说是全球性宏大叙事的典范，但也没有离开西方这个中心。
    宏大叙事的构建不仅是美国史学研究中的难题，也是整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世界史学研究的难题。这一难题难以解决的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缺少可以以一贯之的圆满主题之外，还在于缺少圆满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这一点罗斯的叙述中鲜有述及。宏大叙事面临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或者说根本性的难题也许是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宏大叙事的构成是以对于历史的全面形态有确切的把握--这种确定性为基础的。后现代理论为宏大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同时也瓦解着宏大叙事的基础，结果增加的是不确定因素。罗斯申明，后现代哲学和语言理论否定史学家有能力了解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否存在，更不用说知道它的形状如何。然而，给予后现代理论以尖锐刀刃的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怀疑，还包括一种判断宏大叙事是一种高压理论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歪曲了现在和未来可能具有的创造力。宏大叙事能够使历史变化和历史多方面的可能性更加连贯。连贯性是宏大叙事的根本特征之一。然而，对于后现代理论来说，这种连贯性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为此，罗斯建议：当今史学的问题不是复活一种难懂的宏大叙事或使之适合于社会文化史的主题的难题，而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宏大叙事对想象力的高压控制来撰写历史的问题。（注：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995），p.673.）但是要在史学实践中把握好罗斯所讲的这个“度”谈何容易！无疑，后现代理论彻底解除了宏大叙事对想象力的高压控制，使史学家的想象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史学建构因而呈现出色彩斑斓、多元竟存的局势，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后现代理论的作用使得像罗斯这样的史学家意识到宏大叙事的缺失和重建宏大叙事面临的种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