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的范围来划分,美洲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一种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另一种是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拉美的文化体系属于后者,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征服美洲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方文明的扩张给南北美洲带来了相同的命运;所不同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早于英国1个多世纪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随后逐步完成了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征服。西葡两国把伊比利亚的天主教传统移植到南美洲,英国却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带到了北美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某些地区除外)。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一根本区别成为南北美洲以后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发展迅速,与天主教伦理占据优势的拉美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本文通过对这两种伦理观的比较,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揭示拉丁美洲长期不发达的深层原因。 一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 在神职人员看来,基督教伦理是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教徒在追求终极目标过程中所遵循的基在理念与原则,它来源于基督教经典《圣经》,在规定信徒绝对服从上帝的信仰体系下表现出把非基督教世界从“恶魔”统治下拯救出来的“理想”色彩。其实,基督教伦理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通常指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教徒们在世俗活动中所遵循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规范,这套规范尽管同样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本源,但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现实意义都非常明显,主要服务于人们对现实目的的追求,反映了基督教神学在对世俗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回应。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基督教与现实社会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基督教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与世界上一些宗教相比较,基督教的这一特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佛教或道教强调“出世”,希望善男信女能够摆脱人世间的一切欲望,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来求得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的升华。所以,不管是佛教的寺庙,还是道教的道观,都建在远离尘世生活的高山之上或人烟稀少的僻静之处,尽可能地不与世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基督教注重“入世”,从其产生到发展一直与世俗社会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变革,往往都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因此,基督教会的教堂总是建立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之中,除了便于与世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外,还在于吸引更多的教徒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任何宗教都是希望信徒越多越好,但佛教或道教并不是主动积极地要求他人成为正式的信徒,反而会设置一些烦琐的礼规来约束生活在寺庙中的信徒的扩大。实际上,千篇一律和清淡寡欲的宗教生活自然使世俗之人望而生畏,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受到宗教教义的强烈影响,但要人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虔诚信徒却很困难。基督教只是教导人们信仰上帝,丝毫不影响人们的世俗活动以及对财富、功名等欲望的追求,就连《圣经》也是以大众化的语言向人们灌输所谓的“真理”。因此,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全民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反映出它不仅不会成为人们追求现实利益的障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些利益的实现。这一前提造成了基督教伦理与世俗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基督教伦理中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在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罗马天主教教皇凌驾于皇权之上,甚至在世俗事务中都享有最高权力。这种在当时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管贫富贵贱,几乎人人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教徒。如果有人稍越雷池一步,便被教会视为背离上帝,大逆不道,重者甚至要处以极刑。十字军东征之后,罗马天主教尽管处于衰微状态,但它在很长时期内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和处世方式等自然会带有这种文化的明显痕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将之称为“基督教文化”①。道森所指主要是中世纪前后天主教对西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讲,天主教伦理观尽管存在着许多合理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具有在“正统”观念下维护传统制度的倾向,蕴涵在天主教伦理中的传统性常常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总的趋势来看,天主教尽管也在努力适应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但以它为核心的伦理观在根本上有敌视或蔑视新生事物的传统,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这种注定给人类社会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生产方式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然而,按照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这种反传统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精神却是“离经叛道”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以及最终替代封建制度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天主教尽管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但对传统的维护势必使它从一开始就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此,受中世纪封建制度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天主教伦理,在许多方面不符合体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阿明托雷·范范尼长期是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出任意大利首相。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统治期间,范范尼被流放了近12年。在此期间,范范尼完成了一本名为《天主教、新教和资本主义》的书,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在学术界一举成名。范范尼的基本命题是,天主教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任何试图准确地理解天主教和资本主义主张的人,不可能不惊奇地发现,两种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思想的阐释者与另一种思想的阐释者竭力争夺对社会的支配地位。我们这里只是再次强调,天主教的精神气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一直反对资本主义的建立。”②199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诺瓦克出版了一本名为《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专著,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徒”③。在西方学术界,探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尽管学者们对天主教伦理的评判褒贬不一,但天主教伦理观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长期不合拍显然是其中很多人的共识。 从基督教发展史来看,新教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突破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一统天下的局面,从与传统对立的角度反映出基督教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拉美著名学者马里亚特吉指出的:“西方的经验非常具体地表明资本主义与新教思想的一致。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都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④显然,新教所体现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从本质上讲是为这个脱胎于中世纪的新兴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但新教伦理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后,围绕这个命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提出质疑者也大有人在。韦伯的命题是经典的,但韦伯的分析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学者们可以对韦伯的理论构架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很难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他的这一基本命题,这也就是韦伯至今依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南北美洲的比较时,基督教中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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