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主教伦理与拉美的文化传统
    历史发展到15世纪末的时候，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大变动状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赋予西方文明新的活力，预示着一种更具外延性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将很快来临。民族国家的兴起造成了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恋，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它们把目光转向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寻找殖民地来延伸民族国家所统辖领土的主权范围，寻找新的财富来源。这样，欧洲之外的地区迟早都难逃被西方文明征服或入侵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位于大西洋彼岸的南北美洲被欧洲国家殖民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被哪一类型的欧洲国家殖民却是偶然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与英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前者天主教居于支配地位，封建制度基础牢固；后者尽管也实行君主制，不赞成更激进的宗教改革，但本质上属于反传统的新教国家，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氛围，尤其是商业气氛浓厚，商人力量强大。这两类宗教伦理不同的国家对美洲的殖民前后相差1个多世纪，但却植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北美洲与伊比利亚传统的拉丁美洲以后的发展道路却出现巨大差异。拉美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指出：“一个是讲英语的美洲，继承的是奠定现代世界的传统，即宗教改革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民主及资本主义；另一个是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继承的是普世天主教君主制和反宗教改革。”⑤他从不同宗教伦理的角度对两个美洲的解释尽管非常具有挑战性，但的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重大理论问题。
    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到美洲后，西班牙就开始了对美洲的殖民过程。刺激欧洲人不畏艰险远航到美洲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狂热的宗教情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征服者除了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恋之外，还希望把基督教的信仰扩展到欧洲之外的地区，最终实现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尽管专司传道的天主教修道士几乎同时与所谓探险的殖民者一道登上美洲大陆，但很难把两者肩负的使命截然分开。所有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都是天主教徒，狂热的宗教情绪和对财富的贪恋欲望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圣经》和枪炮实际成为对美洲征服的两种手段，前者主要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对土著人的征服。随着西班牙对美洲广大地区的征服、殖民和开发，天主教伦理观被包括一大批传教士在内的殖民者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大西洋的彼岸，作为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意识形态在殖民地政治和公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会“为形形色色的复杂人口提供了精神生活，是西班牙美洲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通过与宗教历法有联系的公众庆典，教会在殖民地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使印第安人和黑人皈依为天主教徒，教会扩展了欧洲文化价值观。教会在教育和公共慈善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加强了其在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⑥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也被教会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美洲，教会试图以高压手段维护天主教信仰的纯洁性，防止新教在殖民地的传播。如果那些已经皈依天主教的当地人不放弃原来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有权对这些人予以严惩。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和殖民化与西班牙人的活动类似。总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达数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天主教作为殖民地唯一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
    宗教本来就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形成，根子就在于宗教。只要是宗教，都会在教义中向尘世之人描绘一幅虚无缥缈的“理想”境界，而这种境界从来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人们也无法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其存在，因此宗教从本质上讲无一例外都是超验的。宗教指精神世界的追求，经济活动指现实生存与享乐的需要，两者从表面上看各具独立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开来。客观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与人们追逐的现实利益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基督教的确对人们的世俗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宗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显表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必然会有意或无意地对人们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同样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影响的长期作用，在天主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在新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明显的差异。美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阿瑟·刘易斯是西方经济学界探讨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把文化影响与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企业精神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对工作、财富、节俭、抚养子女、发明和冒险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来自人类心灵的深刻动机。”⑦刘易斯进而把宗教看作是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不同的宗教教义反映和决定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持的不同态度，宗教如果能够促进诚实、积蓄、冒险与合理性，就会产生积极影响，否则就会相反。刘易斯的研究对探讨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有启迪。
    从制度层面上讲，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出现，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旧的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构成了障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旧制度的否定，更重要的是为经济不受或少受阻碍地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尽管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仍处在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制状态。即使比较发达的几个印第安帝国，其制度所能保证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因此，在欧洲殖民者的眼中，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块大陆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欧洲国家把什么类型的制度移植到被殖民的土地之上。当时的欧洲正处在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初露端倪，而旧的生产方式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一般来讲，在天主教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比较牢固，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新生事物的力量居于统治地位。西班牙和葡萄牙便是这类国家的典型，当它们开始在海外殖民时，自然会把本国的制度移植到美洲。所以，在欧洲日趋衰落的封建制度伴随着伊比利亚殖民者的枪炮声来到了新世界，殖民者实际上把天主教伦理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的价值观也带到了这块将要被“重新绘制”发展蓝图的大陆。经过数世纪的殖民化和殖民统治，母国的落后制度在这一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给拉丁美洲留下了很难磨灭的文化遗产。玻利维亚社会学家阿图罗·乌尔基迪认为，西班牙殖民者把本国的封建制度复制到拉美，使之根深蒂固于拉美文化之中。他的结论是，西班牙的封建主义在拉丁美洲不折不扣地再现，“由于其具有遗传特性，这种再现提供了一种差不多一样的生物类似性，既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境界发生了影响，也对制度组织发生了影响”。⑧卡洛斯·兰赫尔是委内瑞拉的著名新闻记者，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美洲状况的书，题目为《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爱和恨的关系》。他在与新教美国“成功”的对比中把拉丁美洲的“失败”主要归因于西班牙的天主教文化：“被一个国家殖民化是拉丁美洲的命运，这个国家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正在出现的现代化精神，设置了抵制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围墙，也就是说，设置了抵制现代工业、自由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围墙。”⑨兰赫尔的观点在拉美知识界很有争议，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表明了拉美一些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对这一地区落后根源的深刻反思。从天主教伦理抵制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讲，伊比利亚殖民者的第一条船远航到新大陆就基本注定了拉美历史的发展命运，从文化上埋下了拉丁美洲经济长期不发达的根源。
    在经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些国家，封建君主制尽管依然存在，但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封建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到英国向北美移民之时，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薄西山，新的制度呼之欲出。在前往北美地区的英国移民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早已告别了中世纪的封建传统，商业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他们在“绘制”北美大陆的未来发展“蓝图”时，自然会把先进的生产方式注入其中。这就决定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道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指出，“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批船只来到了北美”⑩，美国“生来是自由的、富裕的和现代的”（11）。德格勒的这一观点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很多学者的共识之一。北美许多地区的经济长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结果固然与母国的殖民政策、北美的资源优势、移民的整体素质等因素有关，但构成以后美国文化“灵魂”的新教伦理或清教徒价值观无疑在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新教伦理给美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使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令人观止的“经济奇迹”；而天主教伦理却使拉丁美洲长期走不出封建传统的阴影，在漫长的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跋涉。制度的不同，自然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差异。即使采取类似的制度，如果不改变根深蒂固的落后的文化观念，这种差异不仅不会缩小，还会加大。北南美洲不同的发展经历证明了这一事实。墨西哥学者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你们（美国）从零开始，是一个处女般的社会，完全等同于现代，没有任何封建的因素。相反，我们是作为中世纪没落的封建秩序的附庸建立的。”他还断言，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拉丁美洲缺乏发展的机会，“但（历史）证明它不能消灭封建主义”。（12）从不同的伦理观念产生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层面上来讲，富恩特斯这番话的确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