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主教伦理对拉美发展的影响
    拉美地区独立后，许多国家的人民在自由派的领导下，与当时对社会进步构成很大障碍的天主教会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拉美得到广泛传播，天主教会逐渐与国家政治相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证。20世纪60年代末在拉美兴起的“解放神学”运动强调对传统的深刻反思，不仅大大促进了天主教会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开放性，而且也使新教徒的数量在拉美地区猛增。然而，天主教伦理并不等于天主教会，人们可以不去天主教堂做礼拜，也可以不是天主教信徒，还可以改信新教，但却难以摆脱早已成为其文化核心的天主教伦理观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天主教伦理在拉美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并没有由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套伦理观依然构成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主体，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兰赫尔在批评天主教伦理对拉美地区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像天主教教会那样有助于决定拉丁美洲的发展方向。“西班牙是在基督教和服务于基督教的名义下完成征服的。征服和殖民化就是天主教的征服和殖民化。直到19世纪，在这350年期间，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确立。天主教既是拉美社会的思想意识，也是拉美社会的支柱。”（13）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拉美人，兰赫尔的批评尽管有些尖刻，但却是来自对现实的感受和体验。
    客观上讲，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拉美文化不乏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方面，这是这套伦理观能在这一地区绵延下来的主要因素，也是历史上许多拉美知识分子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墨西哥政治家何塞·德巴斯孔塞洛斯在其1925年出版的《宇宙之种族》一书中认为，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原因在于这个大陆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三个决定性的优势：一是拉美的社会基础是“混血种族的融合和团结”，而不是一个种族对其他种族造成不合的统治；二是拉美具有热带气候的优势，“伟大的文明开始于热带的周围地区，最后的文明将回到热带地区”；三是拉美拥有一个富有精神资源的“宇宙种族”，这个种族“将指导和完成发现新的精神地带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业”。（14）德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有些极端，但在拉美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反映出了一种强烈地抵制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情绪。在这方面，拉美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首推乌拉圭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罗多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在190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埃利厄尔》的书。埃利厄尔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两个主角之一，以潇洒精明著称；另一个主角名叫卡利班，面目丑陋，斤斤计较。前者代表拉美文化，后者代表美国文化。罗多警告拉美人不要“让自己被丑恶而凶残的美国人的物质力量所诱惑”。他认为，美国是半开化的、缺乏精神的和文化低劣的帝国。拉美人应该加强他们的拉丁主义-古希腊主义，致力于诸如艺术、科学、道义、宗教等精神建设。（15）这本书以理想化的语言高扬了处于一种精神境界的拉美文化，旨在与美国人肆无忌惮地追求物质利益的“低劣”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罗多的描述充满着对美国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见得符合美国的实际状况，也不见得有益于拉美的发展与进步，但却在当时的拉美知识界很有市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罗多生活的时代，美国打着“门罗主义”的旗号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涉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稍有一点民族正义感的拉美知识分子无不对其北方强邻的干涉行径痛心疾首，所以他们对美国新教文化的谴责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显然缺乏对自身传统的深刻反思，一味的批判美国文化只会加大拉美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距离。因此，我们在读一些拉美学者写的书和文章时，总是感到有点“君子言义不言利”或“重义轻利”的味道。如在拉丁美洲文化界很有影响的智利学者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曾对西班牙留给拉美的文化遗产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黑暗、迷信、封建主义和不思进取的遗产，只有通过一场大的社会和心理革命才能彻底消除。他呼吁西班牙美洲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希望以美国作为改革的模式。后来当美国开始宣称兼并得克萨斯时，毕尔巴鄂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开始赞赏拉美文化的独特性。他写道：“我们地区多少拥有一种古代神圣的好客精神，在我们的胸怀，有着对人类热爱的空间。我们并没有失去决定人类命运的精神的传统。我们热爱和相信可以联合起来的一切。我们宁愿个人高于社会，美丽高于财富，正义高于权力，艺术高于商业，诗歌高于工业，哲学高于教科书，纯洁的精神高于精打细算，义务高于私利。我们是信仰艺术的人，对美充满着热情，至于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全不在乎。”（16）从毕尔巴鄂这番话中可以体会出，在他们那一代社会精英中，很多人特别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陶醉于自我满足的欣赏，而对与人们实际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物质文化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他们的思想反映出天主教教义轻视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伦理观。天主教对人们从事世俗活动设置了种种规定，不能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意志提出任何挑战，试图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来压抑人们许多生活需要的本能，在一种宗教炫耀中以精神的安慰来弥补物质上的匮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拯救，死后才能进入基督徒在尘世梦寐以求的“天堂”。用范范尼的话来说，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因为天主教压抑了人们对物质财富追求的冲动，试图把人们的尘世生活引入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17）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范范尼长期生活在天主教伦理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氛围之内，他的这番话应该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直接体验。
    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蔑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等。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拉丁美洲缺乏“探索或创新，只是被动的适应。它的一切创造，包括它的自我，都是西班牙的折射”（18）。其结果必然是拉美的实用科学技术水平无法与英美世界相提并论，也很难出现像富兰克林、爱迪生、瓦特那样的大发明家。在伊比利亚文化圈内，许多人安于现状，顺从贫穷，把贫穷作为通向天堂的一种奖励，把发财作为受到地狱的惩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首要前提。在这样一种思维范式下，人们从事工作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既不积极主动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也很难从工作中得到太大的乐趣或满足。所以他们“厌恶体力劳动、赚钱、技术技能和非人文主义知识”（19）。拉美学者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谈到拉美人的工作观时指出：“所有我们从事的必要工作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它们给生活增加了负担，使生活痛苦不堪，支离破碎。……工作者在工作时总是希望，工作将导致他获得解放，某一天，他将停止工作，开始真正的生活。”（20）乔治·福斯特也指出，在拉丁美洲，“不像居支配地位的清教社会的传统态度，劳作不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它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是人们为生计而必须做的一些事情。”（21）把劳作视为痛苦的“体验”造成了天主教文化圈的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不愿意当机立断，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1908年，哈夫洛克·埃利斯在谈到西班牙时写道，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今天对当地人和来访者都很熟悉的特征，即拖延每件事到明天的倾向。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22）这在历史上以“臭名昭著的拖延”而著称。拉美人的时间观念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复制。即使在今天，拉美人在这方面依然残留着明显的历史印痕，表现出了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时间观。
    此外，这样一种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使很多拉美人不大重视教育。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后，与美国相比，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文盲率较高的地区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拉美地区的文盲人数为4300万，占人口总数的26.3%。美国人口普查局1969年年底公布的数字表明，该年度美国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不到15万，而且主要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口。客观上讲，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全球文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拉美地区的形势仍不容乐观，2000年其文盲人数为3900万，占总人口的11.1%。（23）拉美地区文盲率相对较高固然存在着多种原因，但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不重视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昂内尔·索萨对移居在美国的拉美人进行了调查，列举了一系列拉丁美洲典型的价值观和态度，其中一点就是忽视教育。“女孩并不真正需要教育，她们只要结婚即可。那么男孩呢？他们最好去工作，帮助养活家庭。”（24）所以即使在入学率非常高的美国，拉美裔中学生的辍学率达30%，大大高于白人和黑人。在拉美地区，儿童辍学打工的比重依然很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文件表明，2000年，拉美地区的童工数量占5～14岁儿童总数的17%。（25）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不利于拉美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价值观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但依然在拉美文化中根深蒂固，反映了天主教伦理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拉美地区迈向现代化时在人们心灵深处难以突破的障碍。
    与天主教伦理相比，新教的许多伦理观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如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教导信徒通过苦身修行来使灵魂得到拯救，引导人们脱离世俗的生活；新教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以证明自己是上帝救赎的对象。这样一种宗教意识使信徒们富有进取心，工作主动努力，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是被“上帝选择”的证明。这种伦理观使工作-赚钱-拯救这种在罗马天主教中受到谴责或不屑一顾的过程逐渐地合法化。总的来说，新教伦理的确把人们得到拯救的途径从修道院的苦行生活或虚无缥缈的“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来。新教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他们的尘世活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得正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折不扣的遵循，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牧师英里克斯·马瑟在一次布道中宣称，人们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与勤奋劳动直接相关，“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26）所以，来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把在尘世的成功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贫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即使是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商业资本主义在北美殖民地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伴随着清教的外在形式在殖民地的衰落。这一过程尽管给一些信守清教传统的教徒留下无尽的遗憾，但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科顿·马瑟曾这样说过：“宗教带来繁荣，女儿毁掉了母亲。”（27）马瑟可以说是目睹和亲身体验了这一过程，因此他的这句话耐人寻味，含义深刻。清教最终没有在殖民地实现复兴，但却给这块大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清教徒身上所体现出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致使新英格兰等殖民地经济不断走向繁荣，为以后美国大踏步进入工业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伦理在北美殖民地植入的商业精神成为正在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蕴涵着丰富内容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影响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成为美国以后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有力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