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巴尔干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巴尔干各民族担负着敌意、仇视和冲突的历史重负。这样的历史重负也是导致巴尔干民族冲突和战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碰撞、宗教分裂、种族对峙以及大国或大国集团割据的角斗场。⑦ 历史上，巴尔干地区具有下列特点：民族的多样性--巴尔干有许多民族或族群；巴尔干民族间缺乏合作精神，更谈不上地区的合作；宗教的多样性--巴尔干的主要宗教有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巴尔干与强国接壤，易受外部大国的影响和控制，其中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对巴尔干的影响很大。
    从巴尔干的漫长历史看，是以下因素促使巴尔干民族背上了敌意、仇视和冲突的历史重负。
    1.巴尔干国家间的领土争议有其历史起源。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弱，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从10世纪到15世纪，曾出现了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国。这些王国不是同时出现的，而基本上是先后出现的。因此，同一块领土在不同的时期分属不同的王国。王国领土的交叉在现代造成了许多问题，不只有一个国家对同一块领土提出领土要求。十九世纪巴尔干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该地区上的所有国家获得独立自由后都在追求领土的最大化。因为巴尔干王国间的边界在中世纪经常变动，而且巴尔干在并入奥斯曼帝国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新获得独立的国家常常因为领土问题而发生争议。巴尔干各民族对本民族辉煌历史的追寻使得领土问题更为复杂化。保加利亚一位神甫试图证明现代保加利亚人是诺亚儿子们的后裔。罗马尼亚人宣称他们有罗马人的血统。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就哪个民族为特兰西瓦尼亚最初的定居者而争吵不休。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宣称自己是伊利里亚人的后裔。他们最终的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的民族最先来到该地区，因而有权对这个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领土的争议往往最终演化为战争。由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组成的巴尔干同盟于1912年10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由此爆发。1913年5月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丧失了在巴尔干的土地，这些领土转由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获得。1913年6月，保加利亚为得到整个马其顿对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2.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贬他扬我倾向。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形成较晚。巴尔干人民歌颂昔日英雄的事迹，念念不忘某项独一无二的历史使命，缅怀某位爱国的祖先，他们将历史遗迹变为了活的史诗。⑧ 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沉睡多年的每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被尽可能地美化。“被唤醒”的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他们祖先所创立的中世纪国家引以为豪，正如罗马尼亚人言必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一样。阿尔巴尼亚人会记起十四和十五世纪曾扩展到希腊西部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波斯尼亚人也从十四世纪的波斯尼亚教会和波斯尼亚自治省那里寻找其历史遗产。希腊人因为其语言与领土，以古希腊文化的继承人自居，并以此为荣。而马其顿人因与保加利亚人就中世纪萨穆尔帝国的共同遗产和共同的文化特征的争论受到指责，后来宣称马其顿人是古代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以区别于保加利亚人。这又导致了与希腊人的冲突，因为希腊人认为自己是现代希腊国家领土内发展起来的所有古代文明的唯一继承人。从民族意识觉醒的早期开始，巴尔干的历史书籍就充斥着对敌人形象的描述，据说这有助于塑造本民族的意识。对别的民族进行贬低，对本民族肆意拔高，这种倾向为巴尔干各民族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3.民族差异与宗教差异交织在一起。巴尔干民族的差异与宗教差异相互交织，甚至宗教属性在界定民族特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漫长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宗教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庇护所。在巴尔干，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信奉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波斯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和仇视。在巴尔干，民族差异也包括宗教差异，宗教的差异成为民族敌意话语的重要内容。
    4.民族主义既是分离主义的产物又是民族统一主义的产物。巴尔干的民族主义的特殊性在于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既是分离主义的产物又是民族统一主义的产物。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反映了巴尔干各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和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另一方面呼唤着本民族的统一，试图让整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
    如果注意一下巴尔干国家地图的变化：从最初的自治到独立国家的建立：黑山（1516年，1878年）、塞尔维亚（1829年，1878年）、希腊（1829年，1830年）、保加利亚（1878年，1908年）、罗马尼亚（1861年，1880年），然后再与20世纪90年代的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现在的领土要比这些国家初次建立时的领土多一倍多。所有这些国家的独立都是脱离奥斯曼帝国的产物。其他欧洲国家则没有类似的经验。目前西欧的外部边界仍然接近于1815年或1885年的边界，非巴尔干的中东欧国家的边界接近于1924年的边界，即这些国家首次成为独立国家后划定的边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巴尔干国家的官方政策是梦想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如大保加利亚政策（1878年和1941-1944年）、大罗马尼亚政策（1918-1940年）、大塞尔维亚政策（1918-1941年和1945-1991年）、大希腊政策（1918-1922年）、大阿尔巴尼亚政策（1941-1944年）、大克罗地亚政策（1941-1944年），而大马其顿的主张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谈判中提出，但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拒绝。
    民族统一主义未必会导致民族冲突（例如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但在巴尔干，每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觊觎的归属未定的领土也被其他国家所觊觎，因为这些领土人口混居，而且人们缺乏明确的民族意识。巴尔干的特殊性导致了过去两个世纪的民族冲突；导致了1810-1920年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交与武装冲突，同时伴随着种族清洗，官方对那些未驱逐的少数民族实行了同化政策。
    巴尔干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巴尔干种族地图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按照族群的划分来划定国家边界，因此产生的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困扰巴尔干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
    综上所述，东南欧的“巴尔干化”是巴尔干独特的历史现象，它是巴尔干民族国家建立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其统治的需要相冲突的产物。“巴尔干化”既反映了大国的利益角逐，又反映了巴尔干民族的历史重负。应当指出，“巴尔干化”发生在欧洲的东南部，巴尔干的问题是欧洲问题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导致了悲剧性的冲突与战争，“巴尔干化”的幽灵再次在东南欧徘徊，东南欧能否摆脱“巴尔干化”的历史宿命就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见证了新的国际秩序下“巴尔干化”的重现。在2006年6月3日黑山独立后，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已经一分为六，塞尔维亚科索沃的未来地位问题成为塞尔维亚和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自1990年代末起，东南欧出现了欧洲化的前景。首先，美国和欧洲在保持巴尔干的和平和稳定上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尤其是欧盟与东南欧各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制度联系，并将东南欧国家加入欧盟界定为欧盟的政策目标。《东南欧稳定公约》和《稳定和联系协定》成为东南欧稳定的主要手段。其次，东南欧国家的政治精英已从1990年代巴尔干的悲剧中吸取了教训，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都将加人欧盟视为国家的战略目标。由于巴尔干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东南欧国家国内政治的演化，东南欧确实出现了非巴尔干化的可能性。绝大多数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趋于温和，并且由于欧盟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欧洲化巨大的吸引力，可以预期在科索沃难题解决后巴尔干化的力量已成强弩之末。
    注释：
    ① M. Todorova,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7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③ Ivo Banac,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Origins, History and Politic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8.
    ④ 兰科·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2页。
    ⑤ 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⑥ 兰科·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第10页。
    ⑦ 朱晓中，“从巴尔干到东南欧--冷战后巴尔干地缘政治的变迁”，《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
    ⑧ 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