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教授等主编的《全球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s）是20世纪末以来北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世界历史教材。该书展现了最近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一套系统观念。本文结合该书基本思想，就什么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编纂的观念与方法提出一些意见，希望于世界历史的教学体系建设和研究观念的思考有所助益①。
    一、“世界史”内涵的转变
    世界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随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而发展的。地中海地区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在主要关注本民族历史的基础上，试图描述本民族活动区域以外的历史、文化。不过，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只是周边初步关联起来的社会，实际是全球意义上的世界的一个很小部分。中国古代早就有与王制相应的“天下”概念，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和逻辑上可以包容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但它却有文化意义上的特殊内涵，即指中国的“王制”所及的范围，因而也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是关于世界之某一局部的概念。欧洲中古时期的历史学家受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倾向于承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但并无人类历史范围的合理概念。而且，比起上古时代的历史学，基督教影响下的历史学有更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学为官史学所主导，以本国史乃至一个朝代的历史为核心，“外国”在史书中的提及，着眼于其与本国的关联，实际没有“世界史”的概念。到16世纪以后，基于科学、技术和全球普遍联系的加强，作为整体并且地理外缘明确的“世界”意识才逐步形成，其后才有作为知识体系的世界史观念。
    由于欧洲在现代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世界史的观念实际是在欧洲文化的母液中培育出来，再延展到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的。这种欧洲文化培育的世界史观最突出的特点是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是以西方现代发展的经历为尺度建构起来的，并被纳入到一个进化的逻辑架构中。20世纪初，启蒙时代形成的西方文明绝对价值信念已经动摇，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史的主流观念还是普遍笼罩在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具有明确全球整体观念的世界历史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形成的。
    二战以后，对于西方价值的绝对性信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西方不再成为“进步”、“发展”以及其他文化、文明、社会历史意义的尺度，“进步”和“发展”也不再能够吞没非西方各民族文化和生存经历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应对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反思强化了世界历史整体性的观念，从而使整体的世界历史观能够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非单一文化中心论的新人本主义精神基础上呈现出愈来愈清晰的轮廓②。
    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过程，更不是个别学者或者个别“学派”的“发现”，而是普遍联系起来的“世界”在逐渐展开自己的含义的过程中达到的自我意识。当代各个地区的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参与了这种思想转变的探索，历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在探索其具体的历史学表述而已。正因为如此，全球历史观的发展几乎是全球同步的。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注重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历程，代表着中国世界史学界超越启蒙主义世界史观的努力。拉丁美洲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依附论”则代表着拉美地区历史学家改变单线进化即“现代化”模式的世界历史理解方式的努力。英国历史学家巴拉克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关注全球历史观发生的动向。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代表西方历史学家改变以西方尺度观察非西方国家历史传统的努力。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较早版本，也有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观的意图，但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③。该书1999年第7版则有了很大的改进，作者在书前的“致读者”中特意就该书最后修订中渗透的更内在化和非西方中心化的倾向做了说明，这是他的进步④。皮特·斯特恩斯主编的《全球文明史》第一版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因其著作稍晚，体现出更为清晰的全球历史观念和更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世界史编纂学思想。
    《全球文明史》认为，以全球性过程为关注核心的作为独立课题的世界史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依赖一种日益增强的关于世界不能简单地作为西方主导的实力政治的投影来理解的认识。”（导言）这表达出关注全球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以克服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性质。进而，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决不应该是不同社会历史的简单拼合。“世界历史研究的是全球整体过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其主要关注点是两个基本主题：即各个历史时期“主导社会的演进和全球范围内不同人民之间的互动。”（导言）这样的视角，与民族国家中心的历史有重要的区别。民族国家是在晚近时代形成的，不能成为人类历史经验一以贯之的基本考察单位，更适宜的基本单位应是“社会”、民族、文化、文明以及族群国家等等。这样的视角，与民族国家历史的拼盘自然也大不同，问题不仅在于民族国家单位的上溯实际并不尊重历史，而且在于，同“国别史”或者区域史相比，世界史要特别关注的正是跨社会、民族、文化、文明、国家的联系。它实际要回答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从以往的世界演变过来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迄今一些通行的世界通史著述，基本上还是“世界各地的历史”，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关联松散的，写到地理大发现以后才能展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但却又将这种整体性安置在西方体现的历史进化或者“现代化”逻辑中。《全球文明史》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它通过强调世界历史上的跨文明、区域交流现象，通过加强对亚、欧两个区域以外人群、社会、文明的注重，也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全球历史普遍性的共同问题，如平等、文化和科技创造、两性关系、社会分层关系、发展等，将发生过或者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类经历融合到一个内在相互关联的体系中。这样完成的世界史，已经具有了内在的整体性，不再是一个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