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史学著作，积累起厚重的史学遗产。历代史学遗产以其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和深刻的启示，不但给后人提供了行为龟鉴，而且影响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培育出优良的民族传统。发掘与探索中国历代史学遗产，继承与发扬史学遗产中蕴涵的民族传统，可以使我们认清中国社会所走过的历程，把握中国历史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主旋律，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一、史学遗产是汲取历史智慧的源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居今识古，以史为鉴，引古筹今，古为今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世世代代的民族传统。史学遗产最显著的价值，就是体现出不同时代的特征，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境界与精神风貌。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有助于世人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社会历史演变的规律，增强自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投身于社会历史运动，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为现实社会服务，把人类社会纳入良性发展和理性运转的轨道。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非常注重考察社会的变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明确揭示出史学遗产的时特征。先秦时期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诗经》代表三代王朝兴盛统一的时代，而《春秋》则代表诸侯争霸的分裂割据时代。西汉司马迁撰《史记》，认识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后人之所以要认识古人的所作所为，目的是要给自己找到一面镜子，汲取古人的智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汉代以后，历代学者认识到史学是居今识古和引古筹今的载体，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史著的社会价值。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后人要想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只能借助于前人的文献记录；一旦离开文献记载，历史的真相也就渺茫难稽。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们时时以隋朝短祚为借鉴。李世民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从亲身经历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史籍的重要性，大力提倡修撰前代史书。他在《修晋书诏》中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强调后人居今识古的途径，只有通过史学著作去认识历史过程，深刻地揭橥了史籍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作用。唐代刘知几撰《史通》，系统地总结出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方法。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箱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具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行家者，其可缺之哉！”（《吏通·史官建置》）从刘知几所谓“世无竹帛”和“竹帛长存”两种情况所造成的不同结局，可以清楚地看到史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后人阅读史籍可以达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自省的效果，使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著作而发挥启迪和教育功能，增益人们的历史智慧。第二，汲取历史智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财富，是人生修养的当务之急和治理国家的至要之道。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以自觉意识著书立说，做天下有用的学问，撰写出《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史著。王夫之对以史为鉴作了全面论述，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借鉴历史智慧的杰作。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强调史学著作可以起到借鉴作用，而不具备供人借鉴功能的史书没有价值。他进而又阐述借鉴古人经验教训的重要性：“日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仍用具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读通鉴论·绪论四》）如果不懂得汲取古人智慧，即使史著读得再多，也会毫无收获。接着他进一步论述借鉴历史的方法，认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之者也。”（《读通鉴论·绪论四》）历史借鉴决不同于镜子照映物体，必须通过历史认识主体的内心认知活动来实现。后人只有具备借鉴历史的意识和方法，才能够从史学遗产中汲取智慧，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投身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从而使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所以，史学遗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
    二、史学遗产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飞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举。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民族进取精神和高度的民族自觉意识，不断丰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自觉意识和进取精神，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民族凝聚意识和为民族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
    中国历代史学遗产中所反映出的民族凝聚意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先秦史籍《春秋》、《左传》记载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周边夷、蛮、戎、狄各族斗争与融合的历史，奠定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秦汉以后，《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和两《汉纪》、《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都记载了大一统国家各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关于多民族历史的撰述已经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突出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凝聚意识。《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与群臣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条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反映了唐代天下一家的思想。元代史家撰修《辽史》，把契丹族的历史追溯到炎帝：“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辽史·世表》）形成了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观念。可以看出，从唐代到元代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不断发展，逐步深化。中国史学遗产中的这一传统，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休和民族凝聚意识不断增强的历史过程，同时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传统的发展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