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历史学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严格意义来说，它从形成迄今大约不到一个世纪。1949年以前，为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统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少数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服务、推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研究中国近代史，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挑战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在延安写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在香港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 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 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 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的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应该说， 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论文发表。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 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注：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注：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注：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