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 苏双碧（注：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苑书义（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张海鹏（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荣孟源（注：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 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注：《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一文， 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注：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 年第6期。）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且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一面。（注：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注：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经济史家姜铎在讨论洋务企业的性质时，认为洋务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性质，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洋务企业的垄断排他倾向，抑制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也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的”。（注：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还有人指出：“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就义和团而言，各家评价不一，但对于义和团是北方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似乎并无很大分歧。问题是胡绳当初界定第二次革命高涨，并没有把义和团作为唯一标志，而且申明“把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仅看作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他把“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一起看作是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特征。他指出，“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胡绳除了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中正面叙述洋务运动和义和团外，还在初版前言中指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同时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在全面坚持三个革命高潮观点的时候，胡绳对义和团的评价显然是有分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