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强调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这其实是胡绳当初提出问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胡绳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任务，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所谓阶级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所谓阶级斗争，则是基于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集团之间的斗争。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这样的问题，当即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怎样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要研究新的阶级、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自然就是要求研究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要求把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刘大年在1980年提出“中国近代史从何处突破”这样的问题，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提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这样的用意。应当指出，5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关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和运用愈来愈简单化、公式化，对阶级斗争的表现的理解，也愈来愈教条化、线条化，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千篇一律，一个面孔，使读者愈来愈不满意，引起大量反思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反思和讨论，对于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理解唯物史观，加深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的历程，多角度、多面向、全过程探讨中国近代史，是有很大好处的。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1988 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 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 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注：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这个路向来考虑， 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 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 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注：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应予改写》，1988年9月22 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 《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这位作者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 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 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注：夏东元：《110 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1997 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注：参看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 年第2期。），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注：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 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 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 1901 -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们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