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意识不断增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历史记载从未间断，具有完整的连续性，这是中国史学遗产的又一个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优秀史家都把治史作为一种关乎千秋的严肃事业对待，自觉献身于史学工作。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的《史记》，是一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史学名著。司马谈极为重视时代发展与学术事业的关系，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强调史家应该把这一历史变革及时记载下来。司马迁继承父亲的史学意识，以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为己任，郑重地说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把自己撰述历史的事业和周公制《礼》《乐》，孔子修《春秋》联系起来，既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感，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此后在两千多年的史学发展中，这一传统从未间断。到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形成更加明确的认识。钱大昕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廿二史考异·序》）他的理性精神相当自觉，考证不畏艰难，能够深入肯綮，成为乾嘉史家中考史成就最大的学者。王鸣盛考史，也具有自觉意识。他说：“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他在嘉惠后学精神动力驱使下不辞劳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把全身心精力无怨无悔地投入考史之中：“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日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饷太牢，不足喻其适也。”（《十七史商榷·序》）他不计较个人辛劳，而是为学术发展千秋大业着想，这种精神永远值得后学景仰！崔述考证我国上古历史，付出艰巨的劳动。其妻成静兰作诗描绘他研究历史的神态：“近来学古益成癖，独坐搔首常寂寂，唤之不应如木石。忽然绝叫起狂喜，数千余言齐落纸。五行三正细剖分，创论惊天思入云。直欲扫除千载惑，岂效小儿弄笔墨！”（《二余集·爨余吟·赠君子》）崔述考证古史固然是为尊重前人，但更重要的还是有益于后世。他惮精竭力考证盘根错节的上古历史，并非要使自己成名成家，受后人尊崇，而是为后人治史提供便利，不再迷惑于造伪的古史之中，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提高。乾嘉史家本着嘉惠后学精神不辞辛劳地考证，在某些问题上发千载之覆，功在后学，业居千秋。他们把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追求，把历史研究视为世代延续不断的神圣事业，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优良传统将会世代传承下去。
    三、史学遗产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历代的史学遗产中，蕴涵着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而最有价值的是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成一种崇高的爱国情感，超越了特定的时代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
    大凡优秀的史学著作，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历来存在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意识。孟子认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修《春秋》是在礼崩乐坏、世道衰微的社会局面下，具有一种试图拨乱世而反之正的忧患意识。而《春秋》这部史著一经产生，就发挥了让乱臣贼子心存戒惧而不敢犯上作乱的社会作用。到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使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突出。范仲淹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使《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龚自珍的忧患意识也很突出，特别强调“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阐明历史教育具有增强世人忧国忧民意识、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和教育世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价值。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学者们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魏源撰《海国图志》，明确认识到要抵御外侮，必须学习外国长技，富国强兵。他指出：“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原叙》）这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回答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逐渐增多，产生出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和姚莹《康輶纪行》等史著。以何秋涛研究边疆问题为例，主要着眼于中俄关系。他说：“我朝边境接壤俄罗斯，几及万里。康熙年间设界碑于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诸地，此北徼界碑之始；钦定大臣至尼布楚会议，定约七条，此北徼条例之始；雍正年间，设卡伦于忽伦贝尔及楚库河诸地，此北徼卡伦之始。皆宜详考，以备掌故。”（《朔方备乘·凡例》）作者以极其深刻的边疆危机忧患意识考察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目的在于为清廷制定对外政策提供警示和借鉴。果然，此书撰成后墨迹未干，沙俄就通过《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样惨痛的事实，更加衬托出这部史著的远见卓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进入20世纪，史家辈出，史著更加丰富。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情结寓含在著述之中。陈垣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拒不与敌人合作，阐扬历史上爱国志士的民族气节，撰《通鉴胡注表微》，成为近代史学中一部名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更加鲜明。郭沫若在“风雨如晦”之际、“鸡鸣不已”之时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民族的出路研究历史。他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小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史稿》，与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撰写的一大批史学著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总而言之，史学遗产中所蕴涵的民族传统，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一是鲜明的史学经世思想，二是深刻的民族凝聚意识，三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优秀遗产，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时间范围，升华为中华民族永久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献身于民族富强和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重视史学遗产，应当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敬业精神、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对全社会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传统的教育，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沟通，加强各民族的互助友爱，维护祖国统一，使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