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顿吏治，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晚清处于整个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自身的衰朽的交汇点上。所以，贪赃枉法，吏治黑暗的程度表现得龙为严重。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官吏将士的腐败无能暴露得淋漓尽致。当时有人指出，由于法纪松弛，造成“人不畏法”、“官不畏法”、“军不畏法”的局面，若想救治，“则不得不用威以立法”（注：王茂荫：《王侍郎奏议》，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72页。）。肃顺掌重权以后，“乱世用重典”，对触犯刑律的官员无论地位多高，都予以坚决打击。
    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读书人上升发迹的最重要途径，因此舞弊现象也就十分严重，这也是社会腐败的表现之一。考试时或携夹带，或递条子，或找枪手，或通关节，名目众多，而且十分普遍。“咸丰之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敏给者常制胜，朴讷者常失利。”（注：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科场法弛，视关节为故常。”（注：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06页。）咸丰八年顺天乡试，以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为正主考官，“御史孟传金奏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与卷不符，命将正考官柏葰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勘。”（注：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咸丰时政。）原来柏葰的家人靳祥私给平龄关节，并“求柏葰抽去中卷一本，将平龄中试”（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6页。）。咸丰下令严查，结果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复勘试卷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注：王嵩儒：《掌故零拾》，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第288、288页。），甚至有一中试试卷“讹字至三百余”（注：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106页。）。咸丰令肃顺会同刑部审讯，要求他们“毋得含混了事，认真研鞫，按例从严惩办。”（注：王嵩儒：《掌故零拾》，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第288、288页。）肃顺等经多次会审，定柏葰大辟之罪。咸丰帝以“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欲曲待之”（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另，《清史稿·肃顺传》：咸丰“念柏葰旧臣，狱情可原，欲宽之。”又，《近代名人小传·肃顺传》：“文宗欲贷其（指柏葰）一死。”）。但肃顺等力言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以为“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注：《近代名人小传·肃顺传》。）。咸丰帝也觉得“通榜有凭，难于曲宥”（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一。）而如所请。此案共惩处九十多人，其中处斩者包括柏葰在内共五人，其他或流放或革职或降职。
    对这一晚清最大的戊午科考案，历来褒贬有异。贬之者以为肃顺用刑过重，甚至认为柏葰被杀源于他“不阿肃顺，肃顺衔之”（注：王之春：《椒生随笔》卷二。），借整肃科场为名，行张扬权势之实。而绝大多数则肯定此举，如时人有谓柏葰“滥竽名器，以国家抡丈大典，为献媚闺房之计，其罪不可胜诛矣”，而程庭桂“得贿数万金”，“纳贿徇私，罪亦维均”（注：《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107页。）。事实上，戊午科考案充分体现了肃顺改革时弊的决心与魄力。面对吏治腐朽，考风败坏，他犯颜直谏，对失职犯罪者，即使位居宰相，也不能宽贷，故力主斩大学士柏葰。对比前朝，肃顺所为更显可贵。“自乾嘉以来，大臣即有大故，从未有诛戮者。前于疆场偾事，则斩青麟（清湖北巡抚。1854年太平军进攻武昌时，因出逃被清政府处斩。——引者注。）今于科场舞弊，则斩柏俊。”而且，作为有清一代唯一因科考过失而被杀的宰相，柏葰“系满洲世族，而竟就戮西郊，不能保其首领，天威可谓烈矣。”（注：《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107页。）从影响看，戊午科考案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据载，“自道光中叶以来科场弊窦日滋，自此惩儆，寒葰稍稍吐气，而大员子弟亦不敢视为故物，公然攫取矣。”（注：《国朝事略》卷五。）自此以后，“遂无敢明目张胆显以条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余年，乡会两试，尚称肃穆”（注：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注：何刚德：《春明梦录》上。）除开夸张的成分，整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竭力应付。1858年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咸丰帝起用在道光朝屡办外交、深得道光帝信任的前大学士耆英与钦差大臣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到天津同英法联军谈判。但是，这一次耆英并不受侵略者欢迎。原来，耆英在道光朝办理外交时，对英人表面上友好客气，而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则仇骂英夷。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尽得耆英旧时案牍，对耆英的欺诈作为深为不满。此次耆英前来谈判，英法侵略者当面念读其旧时奏折以羞辱之。耆英惶惧而去。对这种无令而回的行为，咸丰帝下令议罪，王大臣“议以绞监候，肃顺辄单衔奏请正法”（注：《清史列传》卷四七。），以为如果不即行正法，仅是绞监候，则“国法何申？官邪何儆？况今尚有办理夷务之臣，若皆相率效尤，畏葸潜奔，成何事体？……应请旨将耆英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中国法。”（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9页。）虽然咸丰帝认为其言过当，但也未同意绞监候，而是赐令耆英自尽。由此可见肃顺对于玩忽职守、松懈怠慢的官员的严厉态度。时人亦谓耆英“大局未定，潜自逃回，亵国体而负宠命，真属自速自辜矣。”并责怪军机处浪费口舌，定罪太慢（注：《王韬日记》，第20页。）。可见，耆英之死实属罪有应得。
    咸丰一朝，财政十分困难，既要镇压太平天国，又要对付英法联军，财源枯竭，左支右绌。“户部因军兴财匮，行钞，置宝钞处，行大钱，置官钱总局，分领其事”，又设“乾”字官号四处和“宇”字官号五处，“招商佐出纳”。由于钞票大量发行，毫无限制，造成通货膨胀，没有信用，以法令强行之，“官民交累，徒滋弊窦”（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一些官钱局的主管又“侵挪纸币为自己谋利”（注：[美]Ａ.Ｗ.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肃顺》（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247页。）。1857年，户部清查“五宇官号”。肃顺查出五宇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司员朦混办稿，将官款化不私欠”（注：《清史列传》卷四七。），“官吏朋奸舞弊，亏至数千万两以上”（注：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94辑，第103页。）。肃顺奏请究治。审讯过程中，户部突起火灾，“宇廨尽焚”，咸丰怀疑有人故意举火灭迹，故旨谕严加议处。司员台斐音等被撤职，“与商人并论罪，藉没者数十家”。肃顺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藉没者亦数十家”（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此案前后延续两三年，牵涉者数百人，恭亲王家人与此案有涉，其家人也被查抄。清廷发行宝钞的目的是为了筹措军资，但不仅官商勾结，贪污枉法，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官民交累，危害很大。肃顺主持的宝钞舞弊案又一次沉重打击了贪官奸商。
    肃顺在咸丰晚年短短几年时间内，以严为尚，“屡兴大狱”，严惩不法官商，尤其是接连处死两个大学士，不能不叹服肃顺的坚毅作风。虽然肃顺的目的在于“求起积弊于衰靡之世”（注：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44页。），力图挽救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但其所作所为与那些贪官奸商相比，优劣之分不言而喻。何况，普通老百姓也不是没有直接受益的，如钞票案打击通货膨胀，查处直隶各州县对商人的无故需索等等。
    肃藫的这些严厉措施自然免不了招来非议，尤其是辛酉政变后非之者更甚。然而正如《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等人的评论：“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得。”即使肃顺的政敌叶赫那拉氏也并未完全否定肃顺的执法。肃顺被处决后，耆英的儿子庆锡“呈诉其父为肃顺所陷，请昭雪”，而那拉氏则说“耆英罪当死”，肃顺只是“奏过当”，故未准昭雪之请。（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这更说明了肃顺的严刑峻法并不是弄权胡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