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军机处在复照中断然拒绝了伊氏的非法要求。复照说，肃顺、瑞常与伊氏的每次照会及面议言语，“皆系据理直言，本处均已知悉”。坚持“黑龙江附近海岸之阔吞屯地方借与（俄人）居住”，“乌苏里河、绥芬河等处，并非与贵国毗连之地，亦决不能借与贵国居住”的立场，并责问伊氏：“贵大臣必欲将所求之事，件件允准，方为和好，有是理乎？”
    此后，伊氏又先后13次向军机处递交照会或咨文，喋喋不休，老调重弹，一是要求批准《瑷珲条约》，扩大通商，一是要求调换肃顺，另派代表。伊氏还常常提及中国与英法联军的战争，意在恐吓，或以直接派兵相威胁。清政府军机处在每次复文中，立足前说，态度坚决，一概予以驳斥。
    鉴于伊氏在北京一无所获，俄国外交部“建议他和美国公使联合行动”，充当中国与英法联军的“调停人”而谋渔翁之利，而“是否离开中国京城”由他“自行斟酌”（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31、46页。）。5月28日，黔驴技穷的伊格纳提耶夫满怀愤恨，正式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为虎作伥，充当英法联军侵华的罪恶参谋和帮凶。
    综观以上双方交涉情况，由于俄国妄图肆意霸占他国利权，伊格纳提耶夫本来理亏心虚，故极尽诡辩、讹诈、威胁之能事，但不管他如何奸猾狡黠，都枉费心机。肃顺立足于《尼布楚条约》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立场坚定，态度强硬，谈判有理有节有度，并利用伊氏的伪装和好之辞及自相矛盾之处，巧妙反诘和责难，不惧威胁且给以反威胁，陷伊氏于被动之境，显示出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艺术；而且，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肃顺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下，坚决击败对手，尤显难能可贵。肃顺反对外国侵略，保护了中国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1857年英法联军侵入广州时，在御前会议上，“（奕）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注：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另，《近代名人小传·肃顺传》第76页：“议广州夷务，（奕）主和，（肃）顺主战。”）。伊格纳提耶夫对英法联军说“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31、46页。）伊氏的诬陷是其怨仇之情的暴露，而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肃顺对于外国侵略的不屈态度。有人说肃顺与伊氏的“私交很好”（注：[美]Ａ.Ｗ.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第247页。），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肃顺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相当浓厚的天朝上国心理及盲目排外的成分，但其言行所体现出的爱国思想则是不言而喻的。
    1860年9月22日，咸丰帝一行逃往热河，不久英法联军攻占北京。11月14日，钦差大臣奕被迫与伊格纳提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接受了《瑷珲条约》，而且大大扩展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这大约是肃顺始料不及的吧。我们更不应该因此而抹杀肃顺在近代中外交涉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五、结论
    就个人而言，肃顺是失败者，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肃顺无疑是成功者。如前所述，肃顺是站在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这是其阶级属性使然。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公布了肃顺等人的种种“罪状”，其中最主要的是诬称他们假造“赞襄名目”，说他们是满清“列祖列宗之罪人”。而对“顾命”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那拉氏更是恨之入骨，罗列的“罪状”尤多且重。“为国体起见”，载垣、端华尚留有些许情面被赐令自尽，而“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的肃顺则被判“斩立决”，“肃顺遂弃市”（注：《清史列传》卷四七。）。这些“罪状”不过是政敌之间那种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攻击罢了。实际上，“当是时，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而清室卒不顾覆者，肃顺之力为多。”（注：尚秉和：《辛壬春秋》清室禅政记第二十六。）由是可见肃顺不仅不是爱新觉罗氏的罪人还是清朝的一位“大功臣”（注：吴相湘：《晚清宫廷与人物》（第一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台北），第69页。）。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这话是不过分的。据载，“曾国藩统兵安徽，闻肃顺死，惨然曰：是冤狱也，自坏长城矣！”（注：尚秉和：《辛壬春秋》清室禅政记二十六。）还有记载曾国藩说“知是非之无定评也”，曲折表达他为肃顺讼冤之意（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5—496页。）。结合肃顺的所为所言，尤其是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知识分子的倚重和维护，以上曾国藩对肃顺之死的反映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尽管肃顺的阶级立场是反动的，但他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客观上适应了社会进步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历史的发展。所以也可以说，肃顺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如本文篇首所言，肃顺实际上主持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改革运动，但他缺乏对改革艺术的重视和研究，未能处理好轻重缓急，树敌又过多过急，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导致改革的失败。由于肃顺触犯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自然为这些人所痛恨，肃顺被慈禧太后处决时，他们欢欣鼓舞自是合情合理。肃顺在被押往刑场途中，“万人环视，唾骂不置”，这些环视唾骂的“万人”正是被肃顺惩处的宝钞案中的奸商污吏；（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页。）又载，肃顺“就刑时，道旁观者争掷瓦砾，都人称快”，这些争掷瓦砾的“都人”又正是肃顺奏减俸饷的旗人（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如果以为这些人代表了历史的正义，则可谓是非的颠倒。
    时人郭嵩焘评论肃顺的作为时说：“肃尚书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积弊而振兴之，亦可谓勤矣。”这是肯定肃顺动机之良好。但郭氏认为肃顺之严厉与昔日之松弛同为“颟顸”，并说“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注：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第145—146页。）这是指责肃顺措置之失当。有的史家亦赞同郭氏的评论，以为“郭氏诚能作持平之论矣”（注：肖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第421页。）。其实，这种议论貌似持平，实则有书生坐而论道之嫌。如果没有严厉的行动，是不可能消除积弊的。“颟顸而宽”的和平只能是表面的、虚假的、暂时的，何况以当时的“内忧外患”而言，根本谈不上“和平”。因此所谓实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是严刑峻法，整肃吏治，而“省繁刑”则可谓南辕北辙了。
    历来对肃顺的评价不高，主要是由于“官方记载很不利于肃顺”（注：[美]Ａ.Ｗ.恒慕义主编：《清氏名人传略》（下），第249页。），但时至今日，不可能仍以当时官方歪曲的记载和评论为准绳。改革不可能没有反对者，肃顺不惧历史的惰性和阻力，其胆量和气魄更感可贵。而他重用汉族人才的政策不仅是成功的，更为其政敌所袭用。以后的洋务运动正是主要为这批人所倡导和主持，从而使近代历史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如果说洋务运动是清末的重大改革运动的话，那么肃顺的改革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其承上启下的过渡衔接作用盖在于此。而肃顺在《瑷珲条约》交涉中的出色表现同样应该引导起人们的重视和对其历史地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