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惜人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
    自古无不以得人而治，失人而乱。贤良不举，窳劣猖獗，既是晚清腐朽没落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典型表现。
    肃顺不仅自己聪敏过人，而且虚心接纳文人名士。有人说他“为人忠勇而兼下不足”（注：尚秉和：《辛壬春秋》清室禅政记第二十六。），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注：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所谓“肃门七子”（或谓六子）即是当时的著名汉族文人，如郭嵩焘、盛康、尹耕云、王闿运、高心夔等，其中大多数是湖南人。这些人“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肃顺尤其激赏王闿运，甚至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又想为王“入赀为郎”（注：《湘漪府君年谱》卷一，咸丰九年。）。还有记载说肃顺“最喜结汉人”，对“江浙间跅弛不羁之士，辄延致上座，罄折而请焉，家虽不裕，挥霍不少吝，大有孔北海座客常满，樽酒不空之概。”（注：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二辑。）可见，说肃顺“谦下不足”是不符合事实的。
    肃顺对这些人才虽然倾心推服，但也不因情徇私。在咸丰九年的宝钞案中，牵涉到为肃顺所欣赏的户部主事李寿蓉，肃顺也将他“奏交刑部”（注：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55页。）。可知肃顺的秉公办事。
    与此相反，对满人肃顺则“骄横傲慢”，“睥睨一切”。“满洲旧风，以骑射为重，又国书文言一致，故能武者，无不能文，开国武功，远轶前代。”（注：王嵩儒：《掌故零拾》，第294—295页。）透过其虚溢夸张的言辞，可以看出满洲前期蓬勃发展的历史。但满洲贵族很快逐渐腐化。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忌惮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汉民族，故实行民族欺压政策。自身腐化，又不能重用有能力的异族人，于是更加腐朽，形成恶性循环。肃顺对满人的愚昧无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嫉恶满人，形诸言表。“肃顺秉政时，待各署司员，眦睢暴戾，如奴隶若，然惟待旗员则然，待没员颇极谦恭。”（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7、136页。）“其管理户部也，遇汉司官则敬礼之，满司官则呵叱轻视之。”（注：尚秉和：《辛壬春秋》清室禅政记第二十六。）还有一些类似的记载。就国家而言，很多旗民不劳而获，在多方面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成为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止此而已，更主要的是作为满洲贵族统治政权的基本民族基础的旗人在形成为寄生阶层的同时，他们自弃于历史的潮流，迅速腐化堕落，渐成废人，“八旗子弟”也成为腐化堕落、纨绔子弟和败家子的代名词。雍正帝曾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但并无成效（注：冯尔康著：《雍正传》第八章第二节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肃顺也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奏减八旗俸饷，自然要遭到整个旗人的反对，“尤俯怨”（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加之他对满人的傲慢态度，“故满人深嫉恶肃顺，为造蜚语”（注：尚秉和：《辛壬春秋》清室禅政记第二十六。）。他们对肃顺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要改变一个庞大阶层的惰性，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肃顺对满人的看法和态度也难免有走极端之嫌。但是，历史的趋势是不能违背的，清末光绪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满蒙贵族将领无不屡战屡败。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肃顺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7、136页。），必须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地主阶级。他认为“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可谓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他“倾心推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故文忠公之才略。”（注：薛福成：《庸庵笔记》第一。）主张依重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文宗听其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人以次擢用，乱以平。”（注：尚秉和：《辛壬春秋》清室禅政记第二十六。）太平军攻陷苏常以后，两江总督何桂清获罪，咸丰帝准备调湖北巡抚胡林翼为两江总督，但肃顺认为：“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注：薛福成：《庸庵笔记》第一。）曾国藩有督吏筹饷实权自此而始，“曾侯……大用自肃豫庭”（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7、136页。）。又有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时，已革永州镇总兵樊燮向都察院诬告左宗棠，另有湖广总督官文的弹劾，廷旨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将此消息辗转透露出去，并献挽救之策，让内外臣工保荐后他再出面。当有人保荐时，咸丰果然向肃顺询问此事，肃顺乘机上言：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注：薛福成：《庸庵笔记》第一。）。咸丰帝从其议，左宗棠不仅免于被追查，且被破格擢用。有人认为咸丰用人不分满汉，唯贤是尚，“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狝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注：刘体仁：《异辞录》。）《清史稿》也说“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注：《清史稿·肃顺传》卷三八七。）肖一山也有类似的话：“肃顺于中兴名臣之得握兵柄，调护主持之力，其功不可没也。”（注：肖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5—416页。）就清朝统治阶级而言，这种评论是客观公允的。
    即使在肃顺被杀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统治阶级并未改变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所谓“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注：刘体仁：《异辞录》。）即是。因为只有“用端华肃顺等遗策，用曾氏节制诸军”（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37、497页。），才能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必须指出，肃顺的人才观有其阶级属性，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他所爱惜和重用的汉人才士都服从于这一根本宗旨，而且，他所推崇重用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直接针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从阶级立场上来说是反动的仯但认识若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上，则有悖于历史主义。如前所述，满清统治阶级已经腐化堕落失去了治国保天下的能力。“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37、497页。）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满洲贵族大多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有依赖汉族地主阶级才能勉度难关。如果离开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主要参与，晚清历史将更加腐朽、落后和黑暗。所以可以说肃顺实际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反映了历史逻辑的必然。从这一意义上说，肃顺自己作为满洲皇家宗室，能有这样开阔的眼光，尤其是奏减旗民俸禄一项，不能不承认他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同族人，即使同时代的汉族先进知识分子也未必有此识见。有人说肃顺的“才识在满大臣中实无其比”（注：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中。），其实这尚不足以表达肃顺的气魄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