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8日-21日，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历史分坛在武汉大学顺利举办。本次学 术交流共收到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28个博士生培养单位的121篇学术论文，经过论 坛组委会的匿名评审，共有78人取得了参会资格。其中武汉大学参会27人，占参会总人 数的34.6%；外单位51人，占参会总人数的65.4%。
    博士生是我国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它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水平。从参加本次论坛的博士生的学术经历分析，既有在相关的学科领域小有 名气的专家，也有应届博士生。本次学术论坛的参会论文所涉及的学科门类非常广泛， 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而且新的社会史学、心 态史学、后现代史学等等也均在论述之列。本次论坛参会论文的新颖选题“基本上反映 了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当今史学欣欣向荣的局面”[1]（第18页）。通过这些论 文，我们可以看出博士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热点与优势。因 而，通过这些论文反观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就笔者的浅见，本次论坛 有4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史学的发展趋向，值得关注。
    一、重视学科建设，关注史学理论
    众所周知，在“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史学界出现了轻视理论的倾向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指出了史学界所存在的“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人少了”[2]（第13页），后来有学者将这种治史倾向和史学研究潮流称之为“回到乾 嘉去”的史学思潮[3]（第118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还有学者认为史学界对理论的 兴趣不大，“从80年代以来理论稍显沉寂”[4]（第138页）。今天，这种理论缺失的局面 终于迎来了改观的良好征兆。
    本次论坛参会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出各高校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其间 亦可以看出部分高校在维持传统领域研究的同时，不断加以拓深而产生的新的研究领域 及课题。”[1]（第18页）这种拓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学科建设理论的关注和探索 。段天璟在《解析陶器--从实践到理论的尝试》一文中，在分析考古学界在陶器分析、研究方面的典型范例，将前辈学者研究中所包含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概括，总结出以“通过分割、拼合陶器器形以找到其基本特征的”“解析陶器法”[5]（第37页）。在环境史学和城市史学领域，钟年在对费孝通的《乡村中国》、《江村经济》等著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田野实地调查的经验，提出了“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应该坚持假设与验证循环推进的学术路向”的观点，指出“‘实地调查’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携起手来，将是中国文化研究获得进步的重要保证”[5]（第275页）。
    本次论坛尽管来自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很少，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其 它专业的博士生对史学理论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他们纷纷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结合 自己的专业写出了质量较高的文章。于展的《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以 美国学术界对民权运动的研究为例》、方秋梅的《清末民国时期“近代”、“近世”词 义的演化及其史学影响》、张仲民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评》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所有这些迹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当代博士生所具有的自觉的理论探讨兴趣与鲜明的 学术创新勇气。本次论坛对学科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重视，相对于上个世纪末有的学者所 批评的“一些史学家中间，尤其是年轻的史学家中间，似乎对理论的兴趣有所削弱”[6 ]（第20，21页）的局面来说，是一个很大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史学界对 理论认识的深化。
    二、探索研究模式，致力新社会史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道路时，曾指出：“直到20世 纪中叶，社会学理论才逐渐取代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945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 已成为研究的重要模式。”[7]（第86页）本次论坛对这一研究视角和创新思路也给予了 广泛的关注。其中区域经济史、民俗个案、特定制度职业的研究分析最具有典型性。这 种以小见大的新社会史的研究理路已经为史学界相当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且已经取 得了可观的成果，昭示着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趋势。
    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一研究思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一些值得进一步 商榷和完善的地方。有人说时下新社会史研究的缺点就和它取得的成绩一样多，这是有 一定的道理的。首先，新社会史的研究路数曾批评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 的弊端，但尽管新社会史研究的选题和研究的视野都大大地缩小了，也尽可能地关注下 层民众的生活，可是仍然很难摆脱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可见，这种弊端的产生 并不完全是以往社会史研究所固有的缺陷所致。其次，新社会史的研究小选题倾向极容 易导致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史、制度史研究的狭隘化，造成历史研究的碎化、专 业化的程度的加深。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充斥的公式、图表、模型和数据不仅让一般的读 者望而却步，而且即使是不同研究方向的历史研究者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历史学由此也极可能更加脱离大众，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再次，新社会 史的研究路数往往是注重对个案的分析、调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增加了造成历史研 究中“孤证不信”现象出现的可能性。社会的有机性决定了众多个体的研究成果的简单 相加并不一定得出对特定时期社会的整体看法。个案真相的求索、考证得出的只是历史 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知识之真”（历史事实），而要想真正求得“历史发展之真”（历史 规律）[8]（第79页），还是必须在宏观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在这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作为 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进行新的探索恐怕还不失为一个理智的选择。最后，新的社会史研 究过多地注重个案的考索，而很少涉及到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正如现代化研究很难避 免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历史研究过多地关注地方、民众以及基层政权很有可能造成 基层与中央、民众与政府、局部与整体的对立趋向。过多地强调历史文化中的异质因素 ，恐怕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民族精神的培养等工作的开展带来负面效应。因 而这也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