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工厂、成为工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感于西洋枪炮的神威，大力鼓励满族旗人子弟学习西洋制造。1864年，清政府派八旗官兵48人到苏州，跟外国人学做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工作母机。1883年，醇亲王奕譞开办了北京神机营机器局，内多用满族旗人，从此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旗藉工业工人。光宣时期，清政府除了接连颁发有关允许和鼓励旗人就业的谕令外，还从1906年起在北京、热河开办了一些以解决贫困旗人生计为目的的手工业工厂。这些工厂设立的宗旨，在于“以实业教育为重，务养成自谋生活之力，渐去专恃俸饷之心”。另外为改变“我国男子谋生、妇女坐食，久为列邦所讥”的局面，在京师专门为八旗女子设立了工艺厂，“以京师首善之区为八旗荟萃之地，尤应速立女工厂数处，先令京师八旗孤贫妇女入厂练习，藉示各省模范，次第推行。”（注：《清实录》第60册，《宣统政纪》卷8，第149～150页。）。女工厂的设立，不仅在于为贫困旗人妇女提供了一个自救的生存手段，而且还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观念变革，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变化。这一举措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女子只能在家坐食的传统观念，女子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男女平等观念的形成。在广大旗人走向自食其力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贫困旗人凭借自己的手艺，主动进入一些私人工艺作坊或手工厂工作，更多的旗人由于没有任何用以谋生的手段，以致步入了小商小贩者的行列；另外，在清政府“推广学堂”、“专重教育”的口号下，八旗闲散人丁被责令进入了清政府设立的初等农工商学堂，学习一些生产技艺，从而为日后自谋生计做了必要的准备。不过晚清时期，虽然旗人生活愈来愈困难，政府也提倡旗人从事他业，但告别寄生、走向自立的还是少数，他们多是那些无固定俸饷的八旗闲散和极其贫困的旗人。旗人职业多元化的全面实现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满族旗人的平民化。这里所讲京师满族旗人的平民化，是指广大旗人不断地从法律和生活实际中失去往日政治优势地位的事实。这一平民化进程的展开，是与旗人生活的贫困化、职业化多元化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紧密相联的。
    清政府建立大清王朝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旗人地位的法律条文，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增强旗人社会的凝聚力，但也人为地阻碍了满汉一体化进程，不利于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和进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民族的不平等政策激化了民族间的矛盾，构成了清政府稳固统治的不利因素，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在反对异族统治的口号下进行的。近代以来，在外敌侵略日益加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满汉之间民族矛盾愈来愈激化、清政府的统治面临种种危机而难以解决的形势下，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变革过去的陈规旧法，以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曾提出君民分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的建议。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面对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不断升温，清政府提出划除满汉畛域的问题，“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若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注：《清实录》第59册，卷576，第619页。）反映了清政府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为清除危机局面所采取的应急手段，自然也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清廷谕令颁布后，一时有不少关于去除满汉畛域的奏章送达朝廷，其中以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提出了化除满汉畛域四条：旗人一律归地方管辖；旗丁裁撤，发十年粮饷，自谋生理；移京旗开垦；旗僚一律，报效廉俸，发补助迁移经费。（注：《清实录》第59册，卷576，第630页。）同年，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则提出：“清嗣后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发配，现行律例各条概行删除，发照统一。”（注：《清实录》第59册，卷577，第639页。）同年8月《裁停旗饷》诏书，筹议旗人计口授田，自谋生计，同时规定：“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第7580页；另见《清德宗实录》卷583，第5333页。）清政府制定的《满汉通行刑律》于1909年改名为《现行刑律》发布执行。它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从而改变了旗民分治的成规，而统一为州县管辖。1901年，清政府废除了旗民不准通婚的禁令，1905年又重申取消旗民不准交产的禁令。这一切旨在取消旗人法律上的特权、缩小满汉民族矛盾的法令的颁布，实际上是满族日趋平民化的过程，它与伴随广大旗人贫困化而来的职业多元化过程相汇合，加速了满汉等各民族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满汉人民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八旗军的近代化变革。八旗军队以其勇猛顽强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然而入关后没过多少年便渐失勇武之风，难以履行其应负的军事职能。早在平息三藩之乱时（1673—1681年），八旗军的武力已逊于刚入关之时，在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时，绿营兵已处于主力地位。以后八旗军平时训练松弛，装备落后，缺乏战斗力。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曾生动刻画过日益堕落的京城八旗军的情形，“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注：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这种毫无军纪、只知玩乐的八旗军，根本无法与拥有新式武器和先进战法的西方军队抗衡，以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以残败告终，虽然也不乏顽强抗敌的八旗军队。1851年，曾国藩曾上奏称：“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注：曾国藩：《议汰兵疏》，《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2页。）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农民军势不可挡，八旗绿营皆无法抵御，只能靠招自乡勇的团练来对付农民军；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专职保卫北京的八旗兵腐败无能，以致皇帝逃出北京。面对大清政局的危机和汉军的兴起，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对八旗军进行改造，从而才揭开了八旗军现代化的序幕。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准胜保奏，令八旗军加练洋枪洋炮。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谕醇亲王建立作为训练京师各旗营官兵的培训机构神机营，从京师各旗营选拔精锐，进行西式训练。1862年从京畿火器、健锐营及圆明园八旗兵中各抽四十人去天津训练，聘美国人为教练，专习洋枪洋炮、西式阵法与步法。1865年神机营又派圆明园八旗营等官兵五百人赴津学习。（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洋务运动》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7页。）同时又派八旗兵丁到江苏，委托李鸿章负责，专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注：《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68页。）1883年，还创设了神机营机器局，供应八旗兵军火。1900年八国联军重演三十年前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故事，再次震撼了大清朝野上下，促使清政府更大规模的训练与改造八旗兵。1903年，清廷命袁世凯挑选八旗兵二万五千人，仿“北洋常备军”建立京旗常备军，并改编为陆军第一镇，担负保卫京师的任务。另外载沣摄政后，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于1911年建立了一支装备先进的皇族禁卫军，内有交通队、机关炮队和重炮队等。为提高八旗官兵的素质，清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军事学校，传授近代军事知识，对官兵进行近代军事教育。第一个八旗军事学堂是1887年在北京设立的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学员学习西法、测算、天文、驾驶、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等。以后又有几个用来培训八旗官兵的军事学堂建立，它们主要是1898年在天津仿效武备学堂而设立的旗兵学营，该学营供被选拔来的京旗精壮学习德国武备；1905年在北京设立的陆军贵胄学堂，专招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满汉文武大员之子弟学习各种知识和军事；1907年设立的扈卫学堂暨学兵营，到1910年已毕业三班。此外，清政府还派遣一些八旗子弟去出国学习军事，以去日本的为多。
    清政府对八旗军的近代化改造，可以说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其进步意义，八旗官兵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一定提高是无疑的。但清政府有限的近代化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八旗兵的积弱现象，更不可能以它来挽救大清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八旗兵没有完成向近代化军队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满清王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根本上决定了八旗军不可能被改造成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八旗军大小军官贪污成风，没有多少人认真钻研军事，如何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另外八旗兵多为世袭兵，且在旗人生活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政府练兵也有筹化旗人生计之意图。将一些闲散旗人优先进入改造的军队，使八旗军几乎成为一个救济机关。这些只愿赖饷为生且习于安逸、惯于坐食的旗丁，被选拔学习西操西器也多是为混日子。不过，八旗军毕竟随时代大潮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小步，反映了晚清京师旗人生活变迁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