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方法论——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何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这是他所论述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了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而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梁氏的论述所涉及的范围甚广，这里只能举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加以论列。
    一般的史事记载见于常见的史籍之中，掌握并不费力。对于治史者来说，困难而又至关重要者，在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的材料中，把它联系起来，发现问题，并得出恰当的有价值的结论。梁氏举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例证。他本人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林立的情状，先从《左传》、《国语》中汇录其中所述已亡之国，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中搜录，得九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于各书者尚有三、四十。结果，“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者，就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分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经过这样一番将分散而旁人不予注意的材料搜集研究，得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的结论，证明国家形式演进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梁氏又曾欲研究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而考证中国赴印度学习佛经的人物。按常人习知者，不过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几人而已。他先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数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187人之数（其中姓名失考者有82人，所余得105人）。再将这187人“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又有一种材料，在同时代看似平常，而经历不同时代以后情况出现变化，人们也不注意。治史者若将它们搜集起来系统排比整理，同样可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氏所举出的《历代高僧传》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记，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即是很好的例证。对这些材料仔细地搜集、整理，可证明隋唐时期僧人重视译经、注经，以后僧人以警悟妙对相尚，所走的正是与中古经学——宋明理学相类似的道路，形成了两相平行而起伏波折相同的两段曲线。学术史上还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晚清孙诒让研究墨子生平，即是这样。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附墨子生平，仅有24个字，史料可谓至为枯竭。孙氏生于二千年后，却能遍引各书，钩稽史料，作了一篇数千言的博赡翔实的《墨子传》，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梁氏又特别论述史料应用的两种情况。一是官书，记载每经封建朝廷有意篡改。“《宋神宗实录》，有《日记》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宫廷隐匿，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治史者对这些故意湮灭的记载绝不能据以凭信，而应另外搜集材料补充或辨正，以发其覆。梁氏又举出清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是清初一大冤案，但官书中竟丝毫痕迹也见不到。近代史家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最后得出全案信史：“一时搢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二是应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和外国有关中国史事的记载。梁氏称青铜器铭文的出土，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为古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周宣王伐{K3H702.jpg}狁之役，是上古时代一大事件，原先《诗经》上有关的记载简略不明，经近代学者王国维运用小盂鼎、虢季子白盘、梁伯戈等铜器铭文细心考释研究，“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殷墟卜辞的出土，其价值可改变整个殷商史研究的面貌。
    关于史料的鉴别，梁氏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他反复阐明对史料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是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说，是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梁氏在书中所论述的方面甚广，例证极其丰富，现择举数项介绍。其一，鉴别史籍的价值，第一步应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可信程度愈强，因为作者所获见的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得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但运用这一原则又不能刻板。在特殊情况下，有极可贵的史料而晚出或较迟传布，后人才能利用，而为前人所不及见。如元代重要史料《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都是晚出的史料，为明初宋濂等人修《元史》所不及见，故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新元史》在史料价值上有不少地方超过《元史》。其二，对于涉及同一时期或同一问题的史籍，考定其价值时，应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以及其人所处的地位如何。“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以往的史籍，即使是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记载失实或有缺欠，故研史者“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引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毕露也。”第三，治史者切忌用的伪材料。如通行本《尚书》（今古文混合）中有《胤征》一篇，记载有夏仲康时发生日食。欧洲近代学者曾据此提出古代日食史的种种提法，长期争论，甚至著成专书。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根本是伪史料，欧洲学者不了解这一背景，致使花费了笔墨、精力而毫无价值。然而，所谓伪材料，若按照该书所题作者的时代立论，确是伪造，但若能考出该书所出的真实时代，放在此时代考察，则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材料。如《管子》、《商君书》，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中大部分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材料也。其四，梁氏总结出史文大多经过事后的增饰，治史者不能完全据信的原则。他说：“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立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之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也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修史者之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隆中对》向来为谈三国史者所津津乐道，但据近年来学者研究，其中有的内容确系出自事后的总结以至夸张之语，证明梁氏这一论断之中肯。梁氏在书中还提出鉴别伪材料的12条原则，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