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梁启超敏锐地看出当前学风存在方向性问题，中肯地加以批评，提出矫正的办法。指导当前的史学实践，使之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这是史学理论最重要的任务和最有意义的工作。梁氏在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中严肃地批评学术界专爱做细小问题的考证的流弊，指出这并非治学的大道，趋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是一种病态。他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近来史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梁氏不怕招致别人不满，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背离了正确的治史方向：“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向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最后梁氏郑重地提出矫治的办法，就是要研究有价值的课题，重新写了有价值有份量的中国历史。（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
    梁氏提出的史学史主要内容和他论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对于这门学科的建立有开拓创始之功。至1938年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全书框架结构明显地实践梁启超的主张。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先生50年代讲授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稿》，也仍然可以看出受到梁氏最初构想的影响。
    总起来说，梁启超于20年代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形成了本世纪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体系。梁氏谙熟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晚年尤其注重总结其中的有价值的遗产；他又处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进步文化大量输入的时期，本人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文化新潮流的精神，故能做到大量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并注重将之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互相贯通；再加上他有丰富的著史实践，写出大量论著，涉及范围很广，能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有真知灼见。由于这些原因和条件，他成为我国本世纪前期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错误与不足，这同当时整个学术思想所达到的总体水平有关，也与本人的局限性有关。我们对此也应有恰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