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专史的做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着重的是专史的研究。梁氏区分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别作了概括性论述。然后具体地论述“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包括：人的专史的对象，合传、年谱、专传的做法；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史）等。
    梁氏对历史有深入的研究，熟悉中国历史漫长进程中许多人物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作用、历史地位、影响有不少独到的看法，所以，他在《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中，对于人物传的选题和做法确有许多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对于“人物传”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应有恰当的评价。中国旧史，本纪、列传几占了大部分篇幅，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故历代正史也即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特点，以近代眼光观察，缺点自然甚多，历史成为专门表彰人的手段，过分注重彰善惩恶，但对人的历史的作用又不能全部抹杀。拿《史记》说，在人物的性格、兴趣以至作事步骤，都与全部历史有关。《史记》所立每一篇列传，必代表一方面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等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的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故《史记》以人物传为主确有其重要价值在。西方史学中，有布鲁塔克《英雄传》，专记希腊的伟人豪杰，也有其“不朽的价值”。近世欧洲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开，但“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门，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这些论述对我们的有益启示是，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
    概括上述认识，梁氏总括有七种人物可以做专传或补作列传。（一）思想及行为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应该为他们专传。如杜甫，以他为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话，可以作得精采。”杜甫的诗作不仅对后代影响大，而且与时代关系密切，“叙述天宝乱离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白）传中是多余的废话。”（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到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应为他作专传。（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简略的，应当为他作专传，如墨子、荀子，又如王充、刘知几、郑樵、吴敬梓等。（四）在历史上有作为而受到诬枉的人，应从辩护角度，重新作传。如范晔，以叛逆见杀，确是冤枉，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作了《申范》篇，为之辨诬。李清照在宋人笔记中说她品节可有訾议之处，俞正燮在《癸已类稿》中作有《易安居士事辑》，证明谣言之无实。又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人认为他罪大恶极，而且不满王安石的议论在社会上很普遍。就应重新作传，洗刷他所受冤枉，表彰他的贡献和人格。（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在旧史中因体例所牵，写成官样文章，看不出其性格特点和作为，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曹操、刘备、孙权、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元太祖、宋太祖、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帝等，政治家如诸葛亮等，都应作专传。（六）有的外国人，主要活动在中国，作出了贡献，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应作专传。（七）近代政治或学术人物，如孙中山、蔡锷以至西太后、袁世凯等，可作专传。
    以上梁氏所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提出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在这数十年中，这些课题几乎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且大多已写出有价值的论著，说明梁氏的看法，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饶有兴味的是，梁氏在当时已提出重新研究曹操的问题。他这样议论：“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自从《三国演义》通行后，一般人都当他作奸臣，与王莽、司马懿同等厌恶。平心而论，曹操与王莽、司马懿绝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关系，骗得政权，即位之后，百事皆废。司马懿为曹氏顾命大臣，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两人心地的残酷，人格的卑污，那里靠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黄巾、董卓、李傕、郭汜多次大乱之后，汉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义讨贼，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个开国之君，谁能议其后？只因为玩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竟被后人搽上花脸。换个方面看待，同时的刘备、孙权，事业固然比不上曹操的伟大，人格又何尝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会变成天下之恶皆归，岂非朱子纲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贬，渐失其实吗？”梁氏总的看法是，曹操在历史上的作为，类似于汉高祖、唐太宗，不失为一个“开明之君”，应该破除陈旧观念，对他重新评价，写出有价值的专传。果不其然，“替曹操翻案”在五六十年代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恰恰证明梁氏的见解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趋势。
    梁启超又是近代提出应该写出“中国史学史”这样一部专史，开辟这一学科领域的第一人。本书所讲“史学史的做法”，即可作为他论述“文物专史”的代表。我国历史著作产生很早，先秦已有《春秋》、《左传》，表示对于人类历史活动要自觉地作记载、总结的工作，这是认识的一次飞跃。至刘知几著《史通》，写出史学评论的专门著作，对史学的发展自觉地做总结工作，从史学发展说，是认识又一次飞跃，进入近代，梁启超提出写“史学史”，自觉地对史学本身的发展作总结，这是认识上的第三次飞跃。梁氏的论述对于近代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三项突出的意义。
    首先，他最早设计了史学史体系的框架。中国史学史的演进，时间极其漫长，内容无比繁富，在总体上如何驾驭，殊非易事。梁氏首先提出应包括四大部分。（一）史官。他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二）史家。中国最早的史家，可推孔子和《左传》作者。以后，历代著名的史家，梁启超特别提出司马迁、斑固、荀悦、欧阳修、司马光、朱熹、袁枢等人。（三）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梁氏认为，对中国史学成立和发展最有关系的是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刘知几的评价尤高。（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氏所设计的史学史，要一直讲到当前史学发展，加以总结为止，提供研究当前史学，就是为了使这门学科能够对当前起指导作用，这是梁氏的卓识，也是对中国史学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的发扬。
    其次，从本书还可看出，梁氏晚年对传统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已较之《新史学》中那种持过分激烈的批评态度不同，他有意修正早期的偏颇之处，更加注重总结一些重要史家的杰出成就。对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认为它诸体配合，包罗万象，气魄宏大的突出优点，仍然值得近代学者重视，从中得到借鉴。“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