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注：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1934到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狭义上就是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虽然过去有学者总结或研究过（注：王宜昌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李季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1932年第7、8期合刊，1933年第3、4期合刊上连载《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后加以整理于1936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名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由生活书店于1937年出版。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由知识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但是时至今日，论战已经过去70年了，其中有一些问题，例如唯物史观的传播问题，仍然是值得反思与总结的。
    一缺乏传统底蕴而又合于时宜的学术传播
    社会史论战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学术现象，它所关注的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也是先前中国本土的学术所关怀的，至少晚清学者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充分的讨论。而论战中被普遍使用的工具和理论焦点--唯物史观--则完全是从遥远的异域文化中“射”过来的，或者说中国学术没有为接受她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从学术渊源上说，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之所以得以传播，不是中国学术自发生成的，而完全是苏联或共产国际通过留苏学者或者政界人士将其内部争论带到中国而加以延续的结果。
    以托洛斯基和拉狄克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反对派，主张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则主张是封建制度。
    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看法，认同牛封建制度说。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留学生中，有一些拥护托洛斯基的人，带回托氏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回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些材料转到陈独秀手里，激起了他的共鸣，使得他形成了一套所谓“托陈取消派”的理论。
    本来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后来变成中国政界的纷争。1928年中国国民党主办的《新生命》月刊创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否认中国社会封建性，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六大唱起了对台戏。加之中国共产党内部少数派宣传托洛斯基等人的观点，于是中国共产党多数派于1929年创办《新思潮》与之针锋相对，并公开向社会征文，希望就中国现实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讨论。陶希圣不甘示弱，主编《动力》参加论战，继续阐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特性。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便由国外转向国内。
    从源头上说，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观点来自于拉狄克，认为春秋战国以后，由于商人资本的发达，完整的封建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任曙《中国经济研究》、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异，但是都认为中国现实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其余“如彭述之、刘静仁等，也有同样的意见；不过都是在托洛斯基、拉狄克、陈独秀的原则下，大同小异--或者简直完全相同”[1]。
    共产国际多数派的观点在中国主要是由“新思潮派”坚持下来的。朱新繁就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批驳陶希圣并进而批评了拉狄克，认为拉狄克不了解商业资本性质，不从生产方法剥削方法上立论而从剥削者的出身及其剥削目的立论，从而否认中国有封建势力，得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历史的错误结论。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镜园（注：他的观点有变化，1931年《读书杂志）第4、5期刊行之时，批判严灵峰、任曙；到了1932年在《读书杂志》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则批评刘梦云，主张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则是攻击“严灵峰和任曙底中国资本主义理论”，而“继承新思潮派的理论”。[2]
    各社会派别政治见解的不同，结果慢慢演化为学术界的争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势必导致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郭沫若从1928年7月起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先后发表《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等，这些论文与尚未发表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金中的社会史观》汇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第一次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有规律的更替。此书出版后，遭到动力派、托派学者的批评。1931年4月1日，神州国光社出版由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
    总之，中国学者的分歧完全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响应。何干之非常明确地指出：“前一种主张是苏联少数党的主张，后一种主张是多数党的主张。这两派的政见在苏联闹了好几年，尤其在国民革命时代，争论得特别起劲，特别严重。接着这些不同的见解，又传播到中国来。”[3]（p39）方俊峰也认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托洛斯基派即国际反对派，对于斯塔林派即国际干部派对中国党的指导，早已提出异议。自此以后，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不断与干部派斗争。就于每一政策，两派均有相反的主见。斗争的影响当然波及于中国。”[4]
    这场在学术上没有根由的论战却有着丰厚的现实土壤，或者说是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场理论层面上的交锋。具体说来，这场大论战的兴起，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主编《读书杂志》的王礼锡说：“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5]参加过论战的吴亮平回忆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究竟革命的前途如何？那时议论很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宣传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党中央决定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6]（p116～117）何干之在总结这一场论战时指出，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度，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3]（p4～5）。
    本来参加论战的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遵循师长的路数去研究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去研究中国古史、近代史。然而，现实政治的需要，迫使他们拿起“唯物史观”作武器（尽管有人用来作矛，有人用来作盾；尽管有人情愿，有人不情愿），去分析中国的现实，进而分析中国历史。固然，中国古代史研究因此得以发展，不过这种研究有些从根本上就是先验的。可见，论战中学术在总体上是合乎时宜的，从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