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被广泛接受
    就在人们讨论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经历哪些阶段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的奴隶制问题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度。在俄国普列汉诺夫依照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中国存在过奴隶制。在其影响下，沙发洛夫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中，在叙述了原始社会后，就直接进入周朝原始封建制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多数派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否定了历史发展规律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不利，于是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西周就是奴隶社会。吕振羽于1934年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后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提出殷周奴隶社会说。
    然而，更多的学者是主张中国不存在奴隶制度的。何干之在谈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时指出：“中国奴隶社会的否定论者，间接或直接，多多少少都受了他的暗示。”至于沙发夫的影响，“当时大家都公认《中国社会史》是代表正统的史书，所以这本书对于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当然留下了极大的痕迹”。[12]（p79～84）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是并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明确的定义。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之根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看过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后，就改变他那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古代生产方法互相衔接的意见。他对马克思有所修正，认为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应当是并列的，这里暗示着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因而否定了中国经历奴隶社会的必然性。瓦尔加和马扎亚尔就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为依据，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的理论。
    马扎亚尔等人的观点受到了反对派的批判。杜布洛夫斯基著《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一书，认为水利制度、土地国有是世界史上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它们是上层建筑现象不是经济基础，封建特征就是那种建立在自然的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上的生产方法以及被马克思在实物地租学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生产关系。
    1931年2月在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者协会，及东洋研究会召集讨论会，清算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亚细亚反对派指出马扎亚尔抹杀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的假设，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国家封建主义。哥德斯做了总结性的报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之总决算》，马扎亚尔学派部分承认错误，但未改变根本意见。而且哥德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封建社会，也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必然性。
    苏联各派的见解又导致中国学者的争论。
    郭沫若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等文章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亚细亚”看成是原始共产主义。（注：郭沫若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他在《文物》1936年第2期上发表《社会发展阶段之新认识》，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李季则继承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氏族社会的后继者，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写那一段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前15年，而郭沫若却在后50年，因此郭沫若“愚不可及”，“天字第一号的荒唐”！[13]虽然李季曾经讥讽过马扎亚尔对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妄加曲解”，可是他的观点，和马扎亚尔是根本一致的，何干之就曾经以为，其结论可说是马扎亚尔的东洋社会观的再版。
    胡秋原、王礼锡和王宜昌则批判了以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胡秋原曾为吴清友翻译的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作序，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为名，发表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上，认为“杜氏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说是他批判特殊亚细亚方法论的部分”。还说：“杜氏此书的译出，可说是马克斯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他受杜波罗夫斯基的影响，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认为它不过是与农村公社结合的小农业与家庭工业之统一，即专制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残余的结合。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修正则陷入地理史观的陷阱，而马扎亚尔对普氏修正的肯定是无意义的。
    王礼锡批判马扎亚尔的看法，认为它是矛盾和可笑的。马扎亚尔既看到中国社会亚细亚形态遍布全国，又说中国的高利贷资本在帝国主义入侵前就破坏了亚细亚生产方法，王礼锡说马扎亚尔“自己以一个盾挡住自己的矛”。马扎亚尔既认为土地公有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又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分解了东方社会及其基础。王礼锡指出，周朝末年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已经很盛了，按照马氏说法，东方社会已经不存在二三千年了，马氏“又以另一个盾挡住了他这个矛”。而且马扎亚尔把水利制度当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其实在水利方面亚洲和欧洲没有两样，马克思也没有把它看成一个社会的特别的基础，如此说来，马扎亚尔的观点岂不荒唐可笑。相反，王礼锡继承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中的观点，认为水利和土地国有只是两种上层建筑的形式，不能成为亚洲社会的专利品。[14]
    王宜昌以为马扎亚尔的局限在于，在对象上只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在方法上使用地理条件决定论，结果只看到中国的落后和历史阶段的不可分；在材料上只限于封建社会。因而，马氏“把历史的中心和社会的中心放在旁边，而把旁边的东西，放在历史和社会的中心了。于是遂不得不看见黄土层和水利，整个地支配了中国历史了”[2]。
    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却得以广泛的接受。（注：有的学者以为生产方式才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丘旭《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1930年4期）甚至像陶希圣也依据《资本论》的说法，以为社会的发展就是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生活过程--上层构造之一和精神生活过程--上层构造之二构成的。（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马克斯的社会进化论》，《新生命》1929年5期））这种接受对中国史学影响巨大。她不仅为一系列以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历史著作提供了工具，从而改写了中国通史，并且由于争论中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为后来许多问题诸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奴隶制问题、中国封建制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的进一步争论开了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