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十余年间，史学界编撰历史人物传记蔚然成风，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历代帝王的传记。不仅立传对象已从较有作为的皇帝延及一般平庸之辈，而且往往有同一帝王的多种传记连续出版，如清朝乾隆帝的传记先后已有五六种面世。看来，传记史学大有方兴未艾、一发不收之势。这种史学现象，迟早会成为史学史研究要审视与反思的课题。本文不揣谫陋，拟结合几种乾隆皇帝传的比较评析而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待之于来者。
    一、几种乾隆帝传记的成就
    十八世纪末即1799年，清朝乾隆帝逝世，迄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回顾历史，这位封建君主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史学界将之作为研究与评述的对象，理所当然。于是本世纪最后十年内，乾隆皇帝传接踵而出，以出版时间为序，约计有：
    周远廉著《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以下简称《大传》）
    白新良著《乾隆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孙文良、张杰、郑川水合著《乾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唐文基、罗庆泗合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郭成康、成崇德等多人合著《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8月版。（以下简称《全传》）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8 月出版了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作者在《前言》中声明：“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十八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因此，不应作为一种乾隆帝传记来比较评析，但该书涉及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对后出的乾隆帝传颇有影响，因此也应有所涉及。
    合几种乾隆帝传记总而观之，其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都是值得赞扬的，这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乾隆帝及清乾隆朝的大量史实得以清理发掘，并且有条理地展现出来。通过对史实的稽考和评析，提供了具体而正确的历史认识。例如关于农业与粮食问题，周远廉《大传》、白新良《乾隆传》、孙文良等《乾隆帝》、郭成康等《全传》无一不列述了乾隆朝的重农措施、兴修水利、奖励开荒等等史事。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更将农业与粮食问题作为经济上的首要问题，予以极详细的论述，唐文基等《乾隆传》还专论乾隆朝粮食问题与对策。这样，关于乾隆朝以农为本的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耕地增加情况、粮食产量、粮食储备、人口与粮价、兴修水利、普免钱粮等具体史实，均得到清理与评析，其详尽的程度是此前清史研究所不可比拟的。戴逸的著作、郭成康等的《全传》还详述了乾隆帝推广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史事，这看似小事，实则对农业的影响深远，意义不容忽视。在古代中国，农业与粮食问题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清代的“康乾盛世”，早就存在着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矛盾，乾隆年间这个矛盾日益突出，乾隆帝如果不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有所成就，他的整个政治舞台会坍塌下来，乾隆帝传记所描述的历史将是另一副面目。因此，在乾隆帝传记中清理其农业方面的措施与成效，是完全必要的。
    乾隆帝与其主要朝臣的关系，是认识和评价这位封建君主的一个关键问题，几种传记程度不同地论述了乾隆帝“乾纲独揽”、“压抑臣权”，清理了驾驭臣下、打击朋党等方面的大量史实，使其极端个人专制、事事一己裁决的形象愈加明朗。然而乾隆帝是否把乾纲独揽的君权持续到暮年，这牵涉到对和珅其人的评析。先出的几部乾隆帝传记因袭旧说，亦言乾隆后期是“和珅专权”、“权落和珅”等等，而郭成康等《全传》则做出了新的突破。书中将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阿桂、和珅等等大臣任使和驾驭的情况作了全面细致的阐述，生动地勾画出这位君主明察、决断和牢牢把持黜陟大权的形象。特别是在对和珅的关系上，清理出许多对之训斥、压抑及惩处的具体史实，指出乾隆帝确实做到了不允许任何大臣揽权和擅权，“和珅虽被时人和后人称为权相，他也只能利用老皇帝的一时糊涂，窃权弄权而已。”〔1〕这是从认真清理史实中得出的学术成果， 有助于正确认识乾隆帝晚年和乾隆朝后期的历史。其他如周远廉《大传》首先详述窦光鼐参劾浙江亏空案，白新良《乾隆传》叙述了乾隆帝整顿科举弊端的史事，孙文良等《乾隆帝》叙述了“礼佛”、“祭孔”等出巡活动，唐文基等《乾隆传》提出乾隆帝继位之前，有过刊印《乐善堂集》以进行舆论准备的行为，郭成康等《全传》清理和叙述了大量民族关系、佛寺与园林建筑、“西洋意趣”方面的史事。所有这些，皆是全面认识乾隆帝和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可贵资料。
    第二，将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有无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创见，是衡量史学著述价值的最重要尺度，历史人物传记也不例外。几种乾隆帝传记皆各有特见，这里仅略举二例：
    关于乾隆初年的施政方针，周著《大传》即已认为是“政尚宽大”，白著《乾隆传》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并且评述了乾隆十三年皇后去世引起的政治风波及十六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认为这是政治转为严酷的契机。郭著《全传》汲取戴逸著作中的观点，补充了乾隆帝对金川之役失利的反应和处置，进一步论证乾隆十三年“为政从宽转严”的背景和原因。这种通过一些具体史事透视出一代政治局面转变的研究方法与结论，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