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隆朝文字狱的情况，学术界已有过较多的论述，而乾隆帝传记的编写，使研究水平推进了一大步。白著《乾隆传》提出：乾隆之初匡正了雍正朝的文字狱之风，政治气氛清平。至乾隆十六年发生伪孙嘉淦奏稿案，导致乾隆帝对文化上的敌对势力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引发了长久不息的制造文字狱活动。乾隆后期查缴禁书，掀起新的高潮，至乾隆五十年方缓解。郭著《全传》进一步细致推敲，指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四年的文字狱，以打击朋党和镇压反清意识为主，经过一段短暂回落，从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再度恶性发展，后又渐渐松弛，五十五年后遂告结束。这些见解，把文字狱的研究深入化、系统化，摆脱了单纯罗列案例、统计数量的方式，学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第三，使许多传闻谬说得以辩正，取得了申史实而正视听的作用。关于乾隆帝的离奇传说很多，且流传颇广。周著《大传》、唐著《乾隆传》，都在前人考订的基础上辩正了所谓“香妃”的讹传。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郭成康等的《全传》，作者对关于乾隆帝身世的种种讹传、对于“香妃”的传说、对于福隆安是乾隆帝私生子的臆说，一一予以考辨。采取的方法是全面考察有关讹传从萌发、杜撰至流传的背景和过程，指出其穿凿附会的要害之处，以证实这些荒诞之说毫无根据。论述之中不仅吸取了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指明其失考之处，取得了正本清源、明正视听的效果。
    上述几部乾隆帝传记，皆为很有功力的学者撰写，具备尊重史实的严肃态度，不同程度地取得上述三方面的成就，洵为传记史学中的上乘之作。但从责贤尤切的思路出发，还当比较其中的所得与不足，以利于传记史学今后的蓬勃发展。
    二、几种乾隆帝传记的比读
    将几部乾隆帝传记比而读之，可以发现撰写方式、结构布局、具体史事的取舍评述以及较为宏观的认识，都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编撰历史人物传记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可以归结为“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两种基本方法。简言之，“历史的方法”是按事物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予以研究，探寻其因果关系与因革转变；“逻辑的方法”表现为一系列的分类归纳、概括、判断、推理等等。历史著作为历史研究的表述，在撰写时可以参照两种研究方法，或以时间顺序为总纲，展示史事发展的总趋势及阶段性；或以专题、事类的分别叙述为总纲；或将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周远廉著《大传》，共分十五章，除首尾两章略具时间顺序外，基本上以事类为纲。其中战争性内容占有八章（第5-12章）， 篇幅约为全书的一半。这势必使乾隆帝及乾隆朝的其他史事，叙述上相对过略或竟至遗漏，如打击张廷玉及其朋党、会见英使马戛尔尼等大的历史事件，书中概付阙如，颇有畸轻畸重之憾。即使着笔最多的军事内容，也以所谓“十全武功”为线索，镇压山东王伦起义、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及回族田五的起义，都未加记述，不能完整地反映乾隆帝的生平事迹和乾隆朝的历史。
    白新良著《乾隆传》，总纲以时间顺序为主导，辅以按事类分叙。其《前言》将乾隆帝一生分为五个阶段：即位前；即位至亲政（乾隆二年）；亲政至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年至禅位归政；太上皇时期。划分史事的发展阶段，可以给人以鲜明的历史感，增强历史认识的系统性。但书中却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是未能完全贯彻《前言》中的阶段划分，第十章题为《江河日下的晚年政治》，认为这是“以乾隆五十年为转折点”，〔2〕等于新增出一个阶段。 其二是作者试图论证乾隆四十年之后国势由盛而衰，但对于史事则过于拘泥其发生的时间阶段，作茧自缚，影响了历史评论的准确性。例如乾隆十二年出兵大金川，是置于“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各地叛乱”的框架内，而后期进军大金川，则属于第九章《黑暗的年代》，冠之以“穷兵黩武，再征金川”。前后两次用兵，其性质果真如此不同吗？作者并未作出必要的论证。而本书的最大优点，是孜孜追求学术见解的新突破，在乾隆前期政治风波问题、文字狱问题、扶植考据学派问题等方面都最先提出新的值得重视的见解。尤为卓著的是对乾隆帝秘密建储理论的研究，为作者独得之见，是一项突出的学术成就。
    孙文良等的《乾隆帝》，《前言》中将乾隆期六十年平均分为三段，认为乾隆四十年之后是国势逆转、由盛而衰的时期。但实际撰写的内容，未充分显现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全书十二章除前三章、后二章外，皆按事分类叙述，章节标题，力求齐整，构思之功显而易见。第八章叙述“盛世修书”，设“褒忠贬奸”、“编满族要典”两节，意欲辟出新意。各章内容分合，仍有欠妥之处，例如第三章列有“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诸事，第九章复有“移民垦荒”、“开发弃地”、“水利建设”，恐无分开论述的必要。尤其是“开发弃地”一项，实质上与垦荒无大区别，叙述中与第三章在时间、内容上多有重叠交错，给人以强分为二又未能分清之感。乾隆三十九年的山东王伦起义，发生于清廷统治的腹地，震动很大，此前有些论著已将之视为乾隆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本书竟不载此事，是有意摒弃抑或无意疏漏？令人不解。
    唐文基等的《乾隆传》将乾隆帝一生事业，以三十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又将前期以六年、十六年为界划分三个小阶段，认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九年是鼎盛阶段，此后由盛转衰。〔3〕全书仅分五章，前四章贯彻了上述划分阶段的构想，每一章标题之下，均标明时间断限，结构严谨，条理明晰。各章突破时间断限的内容亦间而有之，如第二章述普免钱粮，则一直叙至乾隆六十年；第三章记述出巡，也介绍乾隆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的两次下江南；第四章叙述后期的文字狱，便追述了前期文字狱概况；编辑《四库全书》，虽主要工作是在后期，但却全部系于乾隆三十八年之前。从这种安排中，隐然可见作者用意：凡值得肯定的举措，尽量于前期叙述，文字狱则全部置于后期记述。经过这样的人工裁制，乾隆前期社会政治气氛由宽松到严酷的转变得不到反映，特别是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八年的“盛世”阶段，几乎全是善政壮举，而后期乾隆帝的重农措施、水利建设、文化活动等可称事迹，或被删略，或移于他处带叙，不利于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本书吸取前人成果，参考同类著述，记事较全，立论平允谨慎，故没有大的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