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战中学者的批判精神
    实际上，学术讨论与政治观点并非完全等同，或者说是一一对应的，因为论战中许多学者都表现出批判精神。
    学术上中国学者完全是因为呼应共产国际而展开讨论，但是并不等于说，论战中体现不出批判精神，相反他们对自己所服膺的思想还是有所选择的。例如，政治上的托派杜畏之，在学术上对拉狄克做了两个方面的评价。他肯定拉狄克“是我们所知道的欧人中之最能正确地描画中国历史者”，“运用冰雪一样的聪明，使用熟练的唯物史观，根据少许翻译的材料，大胆地，像猜谜一样地，闯进了渺茫的中国之古代，居然取得了颇不坏的结果”。不过他又批评拉狄克的三个弱点，那就是“他不懂中国文字”；“他不是个深思熟虑的学者而是个天资卓越仪表辉煌的新闻记者”；“他站在派别斗争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史。这种情形使他有时不自觉地为某种主张或成见而牺牲历史的真理”。[7]杜畏之的说法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是他的批判还是遵守辩证原则的。
    再如胡秋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推崇杜布洛夫斯基，但是在农奴制或封建制问题上则批判杜氏。他认为，杜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说是他批判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部分”，“可以纠正对于马克斯主义许多误解”。然而“作者在后面，论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的时候，却有着许多成问题的地方”，“以剥削方式之实物地租与力役地租分别封建制度，是不正确的。……仅在小农与家庭手工业之结合，与实物地租中理解封建主义之特征，是不完全的”。[8]
    参加论战的人可以分成不同派别（注：以杂志为标准，分为“新生命派”如周佛海、戴季陶、潘公展、陶希圣、陈邦国、朱伯康、梅思平、梁园东，“动力派”如严灵峰、任曙、刘仁静（又名刘镜园、刘亦宇、列尔士），“新思潮派”如潘东周（又名潘文育）、王学文（笔名王昂、思云）、吴黎平、李一氓、张闻天、向省吾（原名傅学铣）、何干之等，“读书杂志派”如王礼锡、胡秋原等。以政治倾向为标准，共产党内部可分为斯大林派（多数派，也有人称为干部派）主要是新思潮派的成员，托陈派（少数派、反对派或机械派）主要是动力派和李季、王宜昌、杜畏之；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派主要是新生命派，汪精卫派（改组派）以陈公博、顾孟余（曾化名公孙愈之），王法勤为代表。据吴亮平和薛暮桥回忆，动力派就是托派，详见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18～119页。），而各派别之间同样存在着互相批评的情况。
    首先，新思潮派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例如，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王礼锡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讥郭沫若引用《孟子》、《天问》、《尧典》中的相关材料来证明中国的原始共产主义，“一些也不加以考证。……尧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来作史前的根据，那未免太孟浪了”。王宜昌发表《中国社会史短论》，说：郭沫若“以为中国奴隶社会，在秦便完了。这是误解了”。后来他又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认为郭沫若用文化革命或文化兴盛来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是错误的，只利用记载材料和发掘材料也是不足的，仅仅使用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理论是不够的，何况郭沫若在应用他们的理论时也是不充分的。
    其次，动力派批判新生命派。例如，李季属于动力派，陶希圣属于新生命派，两人根本观点是接近的。但是李季也不完全同意陶希圣的说法。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官僚的发生是由于有权的贵族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争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心腹。李季则认为，因为有了货币才产生了官僚，李季的理论根据是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第109页上的话和韦伯《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和《经济与社会》第655页上的文字，认为他们的理论把陶希圣的“主张打得粉碎”。[9]甚至像王宜昌，说过偏颇话的，但是他批评新生命派，说它是玄学的，也是资本主义的，认为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所说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上抄来的，即所谓的经济一元论（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2]他的这些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
    再次，动力派内部一样有着批判。例如刘镜园，政治上也为托派人物，可是他批评任曙《中国经济研究》说：“任君在中国经济研究中，虽然自己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的辩证法，但实际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见现象之一部分而未窥其全。”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两个缺点：“不注意指出中国现有的封建剥削形式”；“不甚注重帝国主义妨碍中国生产力之发展”。[10]王宜昌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动力》上的论文构成主要内容，缺乏历史的追究，《商业资本》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严灵峰的贡献在于反驳了“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论和不主张“新生命派”的过渡社会理论，而主张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优势，但却未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而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在王宜昌看来，具有严灵峰的局限，但在新材料使用上是有研究精神的，不过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的社会阶级，因此不得不弄出错误。[2]
    最后，新思潮派内部也有批评。例如朱新繁，一般认为他是“新思潮派”（注：朱新繁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批评陈独秀、陶希圣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说，已经表明自己“新思潮派”的态度。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论史》中以为朱新繁（朱其华）“是代表‘新思潮派’的思想的一个人物”（《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严灵峰在《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中也称朱新繁“是斯达林学派中所派生出来之‘自我吹牛’的标本角色”（《读书杂志》1932年第7、8期合刊）。然而1931年10月29日朱新繁致信王礼锡，表明“弟著作名现已改为其华，新繁旧名，不复再用矣”。31日王礼锡回信表示“以后著作名当遵改其华”。（《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通信十一则》），1932年3月26日《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无论署名朱新繁的文章是否为朱其华所撰，就从文章所反映的内容看，朱新繁是可以被看成“新思潮派”的。），然而他在给王礼锡的信中所表露出的思想丝毫没有党派气息，信中说：“故弟极愿在第二辑上发表新作，除陈独秀、彭述之、严灵峰外，复有李立三、沈泽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拟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对象，为批评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氏此作，见解荒谬已极，矛盾百出，而此书销路颇佳，诚有痛斥之必要也。”[11]可见，他没有因为郭沫若与自己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就采取非批判的态度，而恰恰是相反。
    当然，学者中也有进行折中调和的，例如朱伯康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指出：“实质上，中国经济是封建主义经济抑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未免太机械了，这样‘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简单逻辑实在不能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剖析上……在我未想到更切当的名词以前，暂名这种经济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若再明白些说，也可以勉强的说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经济。”
    当论战由政治论争发展到学术争鸣时，论战参加者无论是不同派别之间，还是同一派别内部，大都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一种求真精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藩篱，而希望能够认清中国的国情，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出来。可见，学术无法离开政治现实，但是对现实的束缚有着执着的挣脱，对当时论战中的学者是不能简单的使用政治派别的标准加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