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唯物史观成为时尚
    参加论战的学者，纷纷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例如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注：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引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汇第一卷》、《哲学之贫困》，批驳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的观点；引用《哲学之贫困》、《伊里基全集》第2卷上册的话来批评顾孟余、托洛斯基、拉狄克、陈独秀对列宁的误解--以为列宁也否定中国存在封建制，认为他们其实是荒谬的。再如孙倬章在《中国土地问题》（注：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1期上。）中，引《资本论》第3卷第2册法译本说明佃农变为资本家，在于生产商品以获得剩余价值；佃农介于地主和劳动者之间，受国际市场的支配，佃农资本家生产的大部商品送于市场；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说明列宁完全依照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农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引《政治经济学批判》法译本，说明中国没有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生产部门，支配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引《哲学的贫困》说明所有权是历史的产物，是发展的，社会关系对于某个时期的重要性。他还在《中国经济的分析》（注：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中，引用《共产党宣言》5次，《政治经济学序言》4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次，《资本论》、《哲学之贫困》、恩格斯《宗教哲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德国共产党的要求》、列宁《农业的资本主义》、列宁《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农业问题》各1次，说明中国经济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那种排除帝国主义以分析中国经济从而否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是荒谬绝伦的。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当时参与论战的王宜昌曾经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15]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底是如何论述社会发展问题的？而且当时有的学者并未能够完整地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了解和研读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何兹全先生在回顾他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时说：“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16]（p32）
    《新思潮》1929年第2、3期合刊上，李德谟做了《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书目试编》，其中马克思传记3种、马克思著作11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经济11种，马克思主义8种，反马克思主义3种，附恩格斯著作中译本7种。1930年第4期上，吴乐平《马克思主义精粹》，列了一个书目：马克思主义初步研究书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1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0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7种；如欲深造，还有13种。
    这些著作中被翻译成汉文的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德法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史的一元论》。列宁《民族革命原理》、《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唯物史观》。
    这些书籍成为参加论战的学者必读著作。严灵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布哈林《××主义的A.B.C》、《××党宣言》、柯资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博哈德《通俗资本论》、蒲格丹洛夫《经济科学大纲》、《哥达纲领批判》等等重要书籍我都很细心地看过；并且对于我个人社会科学的知识的增进是有莫大的帮助。”他读过的唯物史观经典著作还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和列宁《国家与革命》。[17]
    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的翻译与运用以及社会形态理论方面的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许多人都拿起辩证唯物论作为理论武器。对此罗新慧指出：“不管人们是否真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们依赖的重要理论工具，是当时的史学界最具号召力的学说，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是初步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者们才有可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人们的视野也才得以开阔。”[18]（p44）
    社会史论战中许多人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或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王锡礼在比较社会史论战和人生观论战时认为，人生观论战是科学与玄学、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各有各的蓝本，是形式逻辑与玄学的争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科学成为常识性的真理，它是以中国实际为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唯物论内部之争。[5]甚至像新生命派的萨孟武都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19]（p1）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吴西岑曾经指出，“‘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地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20]王宜昌也说：从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但同时是不了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15]。
    的确，那时的论战者确有一哄而上的嫌疑，许多人从唯物史观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为自己的文章戴上眩人的理论光环。孙倬章就批评严灵峰和任曙，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不过“他们仍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辩证法的研究问题”。[21]但是如果按照吴西岑、王宜昌的说法，则又未免过分。事实上有一些学者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还是保持着学者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上文已涉及，不再赘述。
    总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尽管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然而通过论战，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被翻译过来，唯物史观成为人们解释历史的理论，一些历史研究新领域开辟出来。不管人们在使用唯物史观时出于什么态度，或者如何不成熟，但是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次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言：“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16]（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