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国大陆看，对台湾的援助是巨大的。其一，在兵员方面：战前，清政府得知法军将占领台湾时，即选派淮军名将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而刘则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战将之一（注：在国内战争中，刘铭传曾先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东、西捻军，28岁任直隶总督，拜一等男。这固然是其不光彩的一页，但其军事才能，于此可见一斑。）。随刘铭传赴任的尚有10余员淮军猛将和134名水雷、大炮和陆操技术教官（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6，《台湾郡县添改撤裁折》。）。他们抵台，对战局有重要影响。战争爆发后，先后又有2150名淮军官兵，冲破法军对海峡的封锁，抵台参战。其二，在军械方面：北洋援台毛瑟枪5000余枝、克虏伯炮（德国造海防炮）16尊，广东援台士得枪500枝、前膛枪3000枝，湖广总督张之洞援台后膛枪3000枝，两江督臣曾国荃援台黎意枪1000余枝。其三，在军饷方面：战前，清廷令闽浙总督何仛、福建巡抚张兆栋筹银40万两解交刘铭传，充实台湾防务；战争期间，北洋、广东、湖广又协饷40万两，支援台湾（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6，《台湾郡县添改撤裁折》。）。与此同时，福建、广东、浙江、四川等省人民，纷纷捣毁法国教堂，抗议法国侵略行径。香港人民也一致罢工，拒绝修理法国战舰、装御货物和供应食品等（注：《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年八月四日），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在中法战争中，台湾人民的抵抗也有力地配合了祖国大陆抗战。据法国政府黄皮书《中法战争》（第7册266～267页）所记，战争期间，法国政府曾拟调孤拔舰队由台湾北犯直隶沿海威胁中国政府，但孤拔因“淡水失败惨重”，“军队兵员仅勉强足供基隆之用”，始终未敢作北上的尝试。
    总之，在这场战争中，台、陆人民为抗击祖国的敌人，捍卫宝岛台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现了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
    反割台斗争中声息相通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翌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淫威下，清政府被迫屈服，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日本。由此，可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并起于海峡两岸。
    在大陆方面，1895年3月至5月，先后有翰林院174名官员条陈割地赔款之大谬，力言不可放弃台湾；4月底5月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先后联合在京会试之广东、河南、湖南、四川、江苏、奉天、湖北、山东、江西、浙江、吉林、广西、贵州等18省，1000多名举人上书，主张废弃《马关条约》，痛斥“京师为重，边地为轻，非割地则都田不能保”的割台谬论，史称“公车上书”。为扩大影响，上海、广东等地还刊印了《公车上书记》，广事宣传。与此同时，朝廷重臣和清政府地方官员也纷纷反对割台：4月4日，军机大臣翁同和力奏，台湾不可弃，否则恐失天下人心。4月20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阻和议，并积极策划，运动英、法、俄等国干预。4月24日，贝勒载濂等7人亦上奏反割台。4月26日，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河南道监察御史宋承痒、河南道巡抚刘树棠、河南侯补道易顺鼎等皆上奏反对《马关条约》。4月27日，湖北巡抚谭继询电奏，主张迁都拒和。4月30日，广西巡抚张联桂奏，力主与日作持久战。5月2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抗议《马关条约》，张之洞、刘树棠再度力言拒和。如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中旬至5月上旬，上至王公重臣，下至应试举子，上书反割台者达数千人，仅朝廷收到的反割台奏章即有140余件。这些奏章，无不言词悲切，极陈利害。如河南候补道易顺鼎所言：“辽东者，北洋之藩蓠；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芸芸赤子，孰非我国家之孝子顺孙”？“父母虽穷，尚不忍轻鬻其子；国家未蹙，何忍遽弃其民！坐使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注：林子侯：《甲午战败后各方对和约的反应》，《台湾文献丛刊》第72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0年版。）反割台声浪不仅鼓呼于朝廷，并且沸腾于民间。著名诗人黄遵宪痛失台湾，写下了“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的诗句。一代爱国志士谭嗣同著文申诉清政府竭台湾“二百年来之人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身家，曾弄具之不若！”（注：《谭嗣同全集》58页、第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
    在台湾方面，割台噩耗一经传出，全台同胞如“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注：江山渊：《丘逢甲传》，《小说月刊》第6卷，第3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一种被割离祖国，难以抑制的悲愤，感天动地。愤激的人们闯进巡抚衙门，誓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北居民于《马关条约》签定的第二天鸣锣罢市（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110，《台抚唐景崧奏陈台民万众一心请归英保护电》，载于《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汇刊三十种》，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版。），以示抗议。著名清末进士、台湾社会名流丘逢甲等致电清政府：“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慷慨捐输”，“何忍一朝弃之！”“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注：连横：《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与此同时，进京赶考的台籍举人和在大陆任职的台籍官员也纷纷联名上书都察院，抗议割台。并表示：“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余痛矣！”（注：庄金德：《己未割台前后朝野的诤谏与台湾官民奋斗的经过》，《台湾文献》第15卷，第4期，1964年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3年版。）特别是5月15日，台湾官绅士庶确知清政府主流一意孤行，弃台已成定局，然而，他们仍有对祖国表达了一片忠烈之情。是日，台民电奏北京16字曰：“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注：转引自戚嘉林《台湾史》下，台北自立晚报社1985年版，第148页。）。5月20日，清政府命令，台湾欃员全体内渡，并以“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尽改衣冠”相威胁。但是，在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激情感染下，自巡抚唐景崧以下的所有台湾地方官员拒不内渡，遂于5月25日以成立“台湾民主国”的方略抗拒日本霸占台湾。
    在此有必要指出，某些人将当年“台湾民主国”与今日“台独”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毁谤。“台湾民主国”尽管自号为“国”，但其所作所为却处处表现了对祖国强烈的眷恋。例如，其年号为“永清”，亦即“永戴圣清”之意。其“中外文告”再三呼吁各国阻止割台，并称：“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所有利益报之”。还说“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唐景崧以大总统名义颁发文告，明示天下，“仍尊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刘永福也以大将军名义在其盟约书中表示：“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为大清之民，守大清之地”（注：见《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显然，当年“台湾民主国”与今日民族叛逆之“台独”，实乃大相径庭。他们不过是在非常局势下，企图暂以“独立”的方式摆脱《马关条约》强加于台民的噩运，通过自主，实现与祖国永不分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