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化较诸政治变革而言，其过程多是缓慢渐进的，某些政治变动可能不足以引起社会发生深刻的根本的变化，至于靠一场革命就要推动整个社会骤时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辛亥革命而言，明显的社会变化也只有在某些层面才出现。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与民初广东社会变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导入新的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引导社会力量新的集结，引起社会阶层（群体）变动，因社会秩序重建引起社会心理的一些变化。本文重点则在探求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影响下民初广东社会阶层变化动向及其表现特点。
    一、领导层面互动
    辛亥革命并没有导致整体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组，在广东社会引起比较明显变化的只是若干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地位明显升降变动。首先是由于辛亥举义成功，导致执掌政权的主体更换，某些群体地位下降或接近消失，而另一些群体的地位上升。一方面、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斗争的对象--清朝地方统治政权的主要维系力量：官员和军队，特别是高层官员和旗兵受到了冲击，他们与旧式士绅纷纷逃往香港、澳门，过隐逸生活。而旗人户籍变为一般平民，不再享有特权特俸，自己谋生。在听到武昌起义胜利，广东民军围城，绅商集议宣布广东和平光复独立的消息后，清广东都督张鸣岐、广州知府志宗等逃港、“藩、学、运、交涉、提法司、巡警、劝业道、首府县尽逃”，“又闻省中官吏，逃走者八九，如参议吴锡永、南番王思章、颜辂及各局总办等不计其数”，“此次因民军入省。外属道府关税厘务各委员，借口忠于满清，纷纷携银逃走”（注：政协广东文史办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1962年2月版第154、147、159页、299-300页、318页。）。革命党人组成的新政权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即发文告“曾饬各属道府州县文武官吏，照常办事，所有局所厘厂学堂执事人员，一仍其旧”，“所有各属文武及各局所委员兵勇人等”应办事务须照常办理（注：政协广东文史办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1962年2月版第154、147、159页、299-300页、318页。）。在政府机构中换政务官、保留公务员，保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革命党人成了主宰时局的主要政治力量，他们担任军政府各部司主要职务，都督胡汉民还指示陈景华、邓慕韩等人组织同盟会广东支部，自任支部长，以团结、联络、集合革命党人，协助军政府的统治。革命党人的组织同盟会及由其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众目注视的焦点。
    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广东社会变化中本身也起了较明显的变化。在辛亥革命运动时期，同盟会组织就很涣散，一切革命活动可以说党人之间，全靠党人意气相号召，而无纪律相约束，其参加与否，仍依其本人自觉自愿决定，结果使领导人很难估计自己的力量。光复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党人纪律松散，对于革命意义认识肤浅，认为推翻了满清统治，便算达到了革命目的，可以万事大吉了（注：政协广东文史办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1962年2月版第154、147、159页、299-300页、318页。）。正如胡汉民后来所说：“党人本多浪漫，又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注：《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3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版。）。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有一部分以为革命成功因而脱离政治转而从事实业，也有的是“由于同盟会对于党人没有怎样关怀，于是他们就各自寻求出路去了”。如梅州革命党人，有的人出洋谋生，有的人回到教育岗位，另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如廖叔唐、温翀远等20人，就由广东公费遣送到日本、欧美留学。当时广东遣送去日本学习的党人有48人，去欧美的20人，嘉属地区占30％（注：政协广东文史办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1962年2月版第154、147、159页、299-300页、318页。）。革命阵营的渐变分解，胡汉民归结为“然当革命之际，仅为少数人之努力，又不能表示为一致的党之行动，此则平时组织与训练上有阙，又非徒党员之过矣”（注：《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3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版。）。
    华侨和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党人最为注力的两个群体：在华侨中发动筹款，支持国内党人用款项在“下层社会”的会党、绿林中组织力量举义推翻清政府地方政权。辛亥广东独立，确亦出于“下层社会”绿林会党改头换面而来的“民军”围城和“上层社会”绅商的集议光复。因而民初广东社会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华侨、民军地位的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