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本已是清末广东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之一，但是对于反清革命的态度则有所区别。“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拥了巨大资本的人总是想保守固有的资本并扩大资本的势力，革命就好像对于他是大不利（注：《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载《革命逸史》第五集。）。所以，华侨资本家支持革命的是少数，而中下层侨民、留学生则多支持孙中山、参加革命，民初回国参与政权建设的亦多是华侨中下层人物和留学生。
    粤省光复后、不少华侨回内地参加革命政权，且迭任要职。美洲的华侨如梅乔林、李绮庵、陈永惠、王棠、卢信（参议员）、赵昱（省议员），南洋的华侨如许雪秋、余既成、陈芸生，港澳商人李煜堂，留学生王宠惠等，均扮演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华侨留学生在民国政治起重要作用的时期已经开始。
    另一群体的民军（多为会党、绿林改头换面而来）命运则不同。
    二、“下层社会”--“民军”浮沉
    在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革命实现之后，如何恢复失去常态的社会秩序，重新确立政府的权威统治，使社会运转趋于正常，当然是新的统治者所要解决处理的切要问题，他们并不希望“越乱越好”、于“乱中求治”，而是迅速制止混乱局面，恢复社会秩序。处置广州城内聚集的十万“民军”反映了这一思维。
    广东光复后，革命党人组成的广东军政府在确立革命政权的统治、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可以将胡汉民、陈炯明等人在政治、军事上的意图及其动作理出一个思路：（1）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可靠的军队以及服从政府、有权威的专政机关；（2）建立指挥若臂、高效率的省及县的行政架构并搜罗有才干的政府官员；（3）恢复稳定的听从于行政机构的社会组织网络控制广袤的乡村集镇；（4）组织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同盟会--国民党团体协助政权的运作和对社会的控制；（5）团结能够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民意机构”省议会和主要的社会团体；（6）控制舆论工具以传达和反馈有用信息服务于自己的宣传需要；（7）形成可靠的财政来源，鼓励兴办实业构成坚实的经济基础，政府有经常性来源和临时筹集的款项以应付预算内和非预算性开支。这些意图大体上得到了贯彻并起了作用，有些则没达到目的，偏离了设计的轨道，起了反作用。在社会控制上例如调整社会关系促进合理社会结构的形成方面，他们显得办法不多或者表现出效果不好。
    清末，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绿林、会党活动活跃，“匪患”严重，影响了清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同时也对广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革命党在广东发起的多次起义均以联络会党举义为重要工作，特别是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更依赖于会党绿林举事反清。辛亥年起义，绿林会党一跃而为“民军”加入反清行列，为辛亥广东光复造成极大声势。但是泥沙俱下，其劣根性终究表露出来。就下层社会在革命中的表现可概括为：民军举义，广东光复--裁撤民军，又复为匪。胡汉民认为：“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其气甚壮；然仓猝啸聚，其军实固逊，其行列形式较防营为更差。民军以首义自居，视他军如降虏；他军则薄视民军，为起自草泽绿林”（注：《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3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版。）。对待这一处于新军、巡防营之外的新的军事力量--民军，起初，胡汉民对朱执信、胡毅生等党人所联络的“民军”李福林、陆兰清、谭义、陆领、张炳、黎义等部施以组织训练，并稍资以军实；其余如杨万夫、周康、石锦泉等则成立民团督办处为之编练，但“治事一月，毫无成绩”，黄世仲“乃竟欲使民军拥己而作乱”（注：《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3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版。）。陈炯明接手则开始了裁撤民军的工作。此举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
    1912年3月初，集中广州的民军达到51股，14余万人。陈炯明于3月1日开始筹办编遣民军事宜，“至初九日，计共解散四十余营队，为兵约三万有奇，各民军统领皆深明时局，且有自请解散以为倡率者，余皆遵守命令，欣欣领受恩饷功牌而去”《（注：粤都督告退之照会》，载1912年3月23日《申报》。）。陈炯明同时以循军为基础，接收黄士龙等部，扩编为正式陆军两师一旅，另有宪兵两营，警备队三营，总计人数2万5千余人。3月11日陈炯明的陆军与王和顺的惠军开战。21日，惠军被消灭。
    民军被遣散后，各携自备武器回到家乡，有的因地少人多，无从耕作，生活困难，迫得又变为土匪的占了大多数，因而弄得遍地皆匪，各属治安都无法维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河道纷歧，易于散集藏匿，更为猖獗。下层社会秩序更为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