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下旬粤商维持公安会在欢迎孙中山返粤的颂词中直言无讳：“吾粤现象为何如耶？掳掠不择，耕种无期，而农困矣。江海不通，运销无术，而工困矣。仇杀抢掠，殷富奔迁，而商困矣。薪桂米珠，金融窘绌，一般人民胥受困矣”，“我共和民国之广东而有此现象，此岂先生所忍见耶？”（注：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8页、491页、501页、490页。）在当时言论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盗匪出没啸聚抢掠作案的报道，如“粤自反正后，盗贼蜂起，劫掠梗塞，市面震动”（注：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8页、491页、501页、490页。），“改革时代秩序全失，外属劫掳焚杀之案，层出迭见。东、西、北三江一带，啸聚尤众”（注：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8页、491页、501页、490页。）。商人纷纷要求孙中山及广东军政府能采取措施，“弭清乡埠之匪氛，惩禁勒索之会党，务使秩序早复，而后闾阎ㄨ安；畎亩有耕，庶几米源不绝”（14）。恢复社会秩序，惩治匪盗，搞好社会治安，成了广东军政府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1912年5月10日，胡汉民请陈炯明任经略广东全省各路绥靖事宜、警卫军总司令，龙济光协助任副职，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安抚使等归节制，广东总经略处下分14区办理。8月，总绥靖处通谕各县令限期禁绝赌博，限至本年九月初十日以前务将所属赌博一律禁绝，凡有开设赌厂、赌馆，严行查封或加焚拆。1913年1月胡汉民发出训令，各县知事遇有“赌盗会斗”四害发生时待会商属内军队帮司办理。广东军政府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是取得一定的效果，然则，就如有论者所指出：“1913年以后，各路绥靖处仍保留，继续进行清乡，但成效越来越差，社会治安情况甚至有所恶化”（注：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广东军政府的清乡》，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3期。）。报界不断报道一些大小案件；1913年4月25日开平县著匪张昭、劳本等啸聚千百人团扎石榴塘、古儒墟等地掳掠；福军标统李湛阵亡。4月30日恩平新宁复聚乱党千余人（注：《广东开平乱党起事》，载1913年5月8日《申报》。）。类似的“匪患日炽”报道充斥于当时传媒。农村集镇社会秩序近于失控。在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军政府垮台之后，赌盗会斗更是猖獗，“广东土匪之多，甲于他省，有枪有械，或勇或兵。自取消独立以来，匪首群集省垣，聚匪亦数万计。他如曲尺（七响手枪）会、驳壳（自来特枪）会，尤为恃利横行，白昼枪劫，乡间有斗，即枪炮并用，与普通战斗有异。一有事变，即乘机抢掠，骚扰闾阎，甚或占据府县，攻夺省垣（注：《有关胡汉民被袁世凯免职后粤省政局的一组史料》，载《民国档案》1986年3期。）。”
    匪患日炽，地方不靖，社会不安宁，何来的经济发展、政权稳定？财政（纸币不稳定）和治安问题，影响了广东军政府统治的稳固，影响到了革命党人的威信；中产阶级不满，下层民众的日子难过。革命带来了与之俱来的社会变动，在重塑新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政权的丧失，导致过程中断，于是社会秩序尤为紊乱。
    三、商人阶层坐享其成
    民初广东社会的主导力量还是商业资产阶级。广州是一个略具商业性消费城市雏形的城区，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系商人的行业性管理组织七十二行总商会影响最大，是它和九善堂集会决定发布告示，广东和平独立接受民主共和，送走清督张鸣歧，迎来了广东新政权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虽说独立的直接起因是民军围城，但是商会的作用也是充分地体现出来。在社会动荡转轨期它是构成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
    清末实业救国思潮涌动和兴办实业的呼喊，多多少少提高了商人的地位；清末的商会律例使商会的成立变得合法，以同业公会联会的形式出现，政治味道不浓，而以协调本身利益，调和生意上矛盾，保护自身利益，必要时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主要目的。商会、九善堂构成了绅商、社会名流组成的网络，代表了较强的社会势力，他们并没有由于革命失去了什么，反而是名正言顺得到了更多的利益提高了自己地位，“商权”得到了加强。
    辛亥革命的成功无疑又提高了商人的地位，革命党人大力宣传实业革命对商人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商会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表示出一种由衷的感激，“满清时代，贱视军、商，商业则曰市侩，当兵则曰下流，我商民切齿久矣。得先生政翻专制，国立共和，平贵贱之阶，废拜跪之礼”（注：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8页、491页、501页、490页。）。商人地位提高。